纽约——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们就纠正了亚当·斯密的谬论：认为制造业应该在一国经济中处于头等地位。事实上，亚当·斯密在他的第二本《国富论》中指责那些“牧师、律师、医生及诸如演员、小丑、音乐家以及歌剧歌者舞者等文人”的劳动都是没有生产性的。也许我们同意斯密说的关于律师的无用性，但是肯定不同意他对奥利维埃、福斯塔夫以及帕瓦罗蒂的指责。但是对制造业的痴迷一次次地重现，最近的一次发生在危机后的美国。

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的伦敦，世界级的剑桥经济学家兼工党重要顾问尼古拉斯·卡尔多警告人们“去工业化”的危害。他宣称，当时正在进行的由制造业附加值产业向服务业的转变是有害的，因为制造业能带来科技进步，而服务业不能。他甚至说服当时工党的财政大臣詹姆斯·卡拉汉于1966年颁布“特定就业税”，规定服务业的职员要比制造业的缴纳更多的税额。在1973年，这项税收被废除了，因为人们认识到这对旅游业造成了冲击，而旅游业带来亟需的外汇。

卡尔多的理论是建立在服务业是技术停滞型产业这一错误前提的。毫无疑问，这一观点反应了一种建立在小零售店和小邮局经历寄出上的随意的经验主义。这些小店小邮局都是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导师们在出校门时可以看到的。但是很明显，这与零售业以及后来的通信产业创造的翻天覆地的技术进步这一事实不符。后者没多久就创造了联邦快递、传真、移动电话以及因特网。

事实上，这种我们应该根据估计的技术创新能力选择经济活动的错误观点被进一步执行，那就是我们应该优先发展半导体芯片而不是薯片。老布什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波斯金因为批驳这一设想而离开了波涛汹涌的政治水域，与此同时，这一设想也让一位记者亲自去验证事实。他发现，半导体是用原始的方式机械地装入电路板的，而薯片通过高度自动的程序制造的。（这就是为什么品客牌薯片能完美地摆放在一起。）

这场“半导体芯片对阵薯片”的辩论同样凸显了另一种迥异的观点。许多半导体芯片的支持者们还假设，你所从事的工作决定在你的人生观里你到底是一个蠢材（生产薯片的）还是一个“时髦的”现代人（生产半导体芯片的）。

我称这种设想为马克思主义似的谬论。马克思强调生产方式的重要性。而与他不同的是，我认为人们可能会生产半导体芯片，用芯片换取薯片，然后在看电视时啃咬薯片，最后变成一个笨蛋。相反，人们可以生产薯片，用薯片换取半导体芯片，然后把芯片装入个人电脑内，最终变成一个电脑奇才！简而言之，是你所“消费”的东西，而不是所生产的东西，会影响你成为怎样的人，会塑造我们的经济和社会。

在忘记20世纪60年代英国关于“去工业化”的广泛辩论后，美国伯克利的两名学者斯蒂芬·科恩和约翰·齐斯曼于1978年出版了他们的书《重要的制造业》，引发了相似的辩论。书中称，没有制造业，服务业是撑不下去的。但是这个观点是似是而非的：人们可以有强大的交通工业，用卡车，铁路运输以及空运等方式在国内各地或者各国买入农产品，就像诸如庇隆总统统治前的阿根廷、澳大利亚、新稀烂以及现代的智利所成功完成的那样。

科恩和齐斯曼认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关系就像“棉花掸子和棉花地的关系，番茄酱厂和番茄种植地”的关系一样。如果人们“离开了番茄农场……那么只能关闭番茄酱厂……别无他法。”对此，我的看法是：“当我阅读关于番茄农场和番茄酱厂这一高谈阔论时，我正在品尝着我最喜欢的“瑰珀翠”陈年果酱。而我想英国人肯定不是自己种的桔子。”

虽然这些历史片段反应了学术界对制造业的痴迷，这些片段也因此只是昙花一现，但是最近英美两国重现的“制造业痴迷”与以往是不一样的。最近对制造业的支持是由于当前的经济危机导致的，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危机，因此这次“痴迷”持续存在的几率很高。美国的这种痴迷尤为强烈。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们甚至与为制造业游说的人士为伍，并且在国会中通过了法案，为制造业提供保护和补贴，增加制造业占GDP的比重。

由于金融危机，许多政治家们事实上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去，认为金融服务业不具有生产性，甚至是抑制生产力的，因此需要通过政府干预要缩小其规模。然后，有人就推断：金融业缩小就意味着制造业要相应地扩张。但是，事情并没有如此发展。即便你想要限制金融服务业，你仍旧要关注一系列非金融的服务业。

柴油机和风轮机等制造机械并不是唯一可扩大的领域。我们还可以选择扩大好多服务领域，如专业医疗、护理以及教育等领域。从服务业向制造业转变仍旧未被证明是可行的，因为这是无法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