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是马来西亚的第五十个独立日：在被殖民统治400年以后获得独立。马来西亚和平、非暴力的斗争可能没有像甘地在印度那样为世界瞩目，但马来西亚自那时开始所取得的成就却令人赞叹—并能够在经济学及如何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多种族、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方面为世界提供有益的经验。

数字本身就很具有说服力的。独立之初，马来西亚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虽然难以获得可靠的数据，但其当时的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与海地、洪都拉斯和埃及相当，比加纳低5%。而现在，马来西亚的国民收入是加纳的7.8倍，洪都拉斯的5倍多，埃及的2.5倍多。在全球经济增长排名表上，马来西亚与中国大陆、台湾、南韩和泰国同属于第一集团。

另外，经济成长的利益也被分享。该国的目标是在2010年前消除绝对贫困，使总贫困人口比率下降到2.8%。马来西亚在减小不同族群之间的收入差距方面也成效卓越。其做法不是削减高收入族群而是为低收入族群增收。

该国减少贫困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其强有力地创造就业机会。虽然失业问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但马来西亚却一直在引进劳工。自独立以来的50年里，有724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增长率为261%，约等于在美国创造了1.05亿份工作。

有许多原因让我们预期不到马来西亚的成功。就在马来西亚争取独立的过程中，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Gunnar Myrdal写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亚洲戏剧》，书中对该地区的未来作了黯淡的预期。

马来西亚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这样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自然资源的诅咒”所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不仅发展没有预期的好，而且往往在现实中比没有这些资源优势的国家发展得差。虽然自然资源的富足应该使创造一个平等的社会更容易，但从总体上看，资源更为丰富的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反而更为突出。

此外，马来西亚多种族、多文化的社会使其更容易发生内部冲突。这样的冲突在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都发生过，特别是当某个集团试图为自己攫取资源财富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竭力为自己采集这种财富的成果—玻利维亚，这个贫困人口众多的富国之一就是我首先想到的例子。

独立之初，马来西亚还面临着共产主义者的叛乱。必须在广大农村赢得民心，就意味着带来经济收益和尽量减小对无辜百姓的“间接”伤害—这是给身陷伊拉克的布什政府上的重要一课，如果它还听得进小圈子以外的忠告。

对此马来西亚还有第三种攻势：尽管“白人的责任”已是老生常谈，但欧洲列强在提高其统治国的生活标准方面几乎无所建树。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当英国通过了旨在牺牲殖民地的利益来使其纺织品生产商获利的贸易法之后，在其统治之下的印度的GDP占全球的份额急剧下降。

殖民主义国家分割而治的策略使得欧洲的少数人口能够统治欧洲以外的大量人口，掠夺自然资源，而在建立经济成功、民主自治的社会所必需的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方面却投入甚少。许多前殖民地花了数十年的时间才克服了这个后遗症。

那么，经济学家们又应该如何解释马来西亚的成功呢？在经济方面，马来西亚向其邻国学习。许多前殖民地为了摆脱殖民后遗症，向俄国和共产主义寻求帮助。而马来西亚则明智地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向成功的东亚国家学习。它投资教育和技术、推动高储蓄率、实施了强健高效的行动计划并采取了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

马来西亚还意识到成功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它回避意识形态，在实用主义的立场上采纳或拒绝外来的建议。最具说服力的是，在1997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它没有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其结果是它所遭受的经济萧条在所有受打击国家中时间最短，程度也最轻。走出危机后，它也没有像许多邻国那样背上了债务和破产公司的负担。

当然，这种成功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如果马来西亚遵循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政策，它就已经撕裂了其在过去四十年来所创建的社会结构。

因此马来西亚的成功应该同时通过两个角度来考量：一个是分析经济繁荣的原因，另一个是探寻我们这个世界的和睦相处之道，这不仅仅要通过宽容，还要通过尊重、分享人性的共同点并协力实现共同目标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