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

法国总统萨科齐要出任G20主席了。他赶上了最好的时候。在G20首尔峰会上，货币争论风起云涌，这使国际货币改革变得无比重要。法国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动议起初广受质疑，突然间，改革又在正确的时间成为了正确的当务之急。

这个任务并不轻松。货币改革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过去20年中，除了学术界人士，根本没人对此有兴趣。结果，基本上没有完整的改革方案可供参考。

美国的态度不冷不热，对他们来说，国际货币改革与美元全球地位下降是同义词。提出改革动议的中国很乐于见到改革观点广受支持，但他们拿不出具体方案。不过时间站在中国人一边，他们不必着急。

新兴国家有着相似立场：他们希望自己的现有问题得到解决，但又没有做好重写游戏规则的准备。日本倒是颇为热切，但其区域货币合作的观点与中国不合。而欧洲正被前所未遇的内部危机搞得焦头烂额。

但无论如何，国际货币改革有其合理性。列宁有句名言：“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好方法就是破坏其货币。”这句话可以用于当今世界经济。

全球货币游戏规则既不清晰，又不合理，还有些过时，各国已忍无可忍，其中不乏借其浑水摸鱼者。这使得国际经济关系受到了极大破坏。

归纳起来，货币改革要解决四大问题。首先是汇率关系。发达国家货币相互浮动已有数十年，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尚未实现完全浮动。许多新兴国家，特别是亚洲和波斯湾国家，实际上实行着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其他国家则盯住欧元。

但固定汇率通常会导致币值低估（如中国）或高估（如本世纪初的阿根廷。在某种意义上，现在一些欧元区国家也处于币值高估状态）。且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很难共存，因为汇率的波动会对浮动汇率货币造成影响（通常是欧元，如今也开始影响拉美国家货币）。

因此国际货币体系需要重新洗牌。现阶段，最大的考验是人民币。这不仅因为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因为其他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是根据人民币-美元汇率情况制定自己政策的。中国人明白现有状态是不可持续的，但又不愿让人民币大幅升值。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对国内政策有所约束，以杜绝各国采取以邻为壑政策，将通胀和失业出口到外国去。在金本位的年代，政策约束天然存在。但在浮动汇率机制下，一切都不同了。

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央行只要能将中期通胀保持在稳定水平，就可以为所欲为。这条规矩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的一致性，避免了在汇率问题上反应过激，但在通缩时期，这条规矩就失去了约束效力。

美联储便振振有词地表示，其量化宽松手段与稳定价格的目标是一致的，而欧洲和一些新兴国家则认为美联储是在以邻为壑。问题在于，在当今的环境下，没有标准判断某国的政策是否越过了合作的界限。

因此我们需要所谓的“监管”（surveillance）。监管是IMF的职责，但IMF的使命只仅限于监管，而不是执法（enforcement）。监管也是G20的职责，但不管是美国还是新兴国家都对集体约束没什么热情。

第三个问题是国际流动性。金融流波动性太大。新兴国家总是今天被资本流入淹没，明天又困扰于资本大量外流。

新兴国家需要在资本流入时防止货币过度升值，在资本流出时防止过度贬值，于是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其中三分之二是美元。这些储备目前相当于全球GDP的15%，而十年前只有6%。说到底，囤积外汇储备到底是为了保障自我安全还是为了稳定汇率并不重要：昨日，外汇储备的非生产性囤积是造成危机的间接因素；今天，它又在遏制需求。

国际货币改革的目标是使新兴国家不再需要这种自我保障措施。这可以通过保证它们在私人资本大举外逃时能够获得国际信贷实现。IMF已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创造了一种不带IMF常规（耻辱性）条件的信贷便利。但人们对IMF依然充满狐疑，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仍然偏好高成本的自我保障措施，不愿依赖令人不放心的互利机制。

第四个问题是集体锚定。一般而言，主要央行关注的是自己能够控制的通胀——国内通胀。但如此一来就无法顾及受商品价格推动的全球通胀，而这正是当前正在愈演愈烈的情形。

在过去十年中，通胀率一直很低，因此不存在这一问题。但如今，这一问题正在显现。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可能正是因此提出了恢复黄金作用的方案。佐利克的概念是荒谬的——凯恩斯很早以前就将黄金称为“蛮荒遗迹”——但问题是现实的，那就是为全球货币政策设置一个“锚”，并通过全球供给的发展来保证这个锚不发生偏移。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曾将货币机制比作政治上的宪法，因为货币机制是游戏规则的规则。这一类比是合适的。不幸的是，蒙代尔的这一类比也说明了要改革国际货币秩序是多么费劲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