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全世界有六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非洲，但非洲国家的总产值却只占世界总产值的四十分之一，非洲大陆成了全球经济衰退最显而易见的受害者。非洲大陆在经历了5年5%的经济增长之后，预计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会降到原来的一半。安哥拉等国甚至会出现经济收缩。这场危机也横扫了非洲其他国家数年经济改革的成果。许多非洲民众将重新回到无望的贫困生活。

发展经济学家面对此情此景却束手无策：他们的一切努力在非洲大陆毫无收获。1960年脱离殖民统治前夕，撒哈拉南部非洲的实际人均总产值几乎比东南亚高出3倍，而非洲的人均预期寿命也比东南亚人长两岁。其后50年间，非洲的人均实际总产值增长了38%，人均寿命增长了9岁，反观东南亚的人均总产值增长了1000%，而人均寿命则增长了32岁。

起先，解决非洲发展滞后的对策似乎显而易见。非洲急需资金，但却缺乏存款。因此

资金必须由世界银行等机构从外部提供。从濒临饿死的民众身上榨取商业利率几近于高利贷盘剥，因此需要提供特许贷款，说白了就是援助。

向贫困地区扔钱成了一剂灵丹妙药。人们很容易接受这套理论，因为它符合人道主义的本能。这种做法还减轻了殖民主义的负罪感，就像家长给孩子买昂贵的礼物来弥补忽视或虐待所造成的伤害。但这样做没有实际意义。多数援助款被盗窃或者挥霍。虽然从1960到2007年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人均援助增长了8倍，可同期的实际国内总产值却下降了三分之二。

于是乎“靠贸易，不靠援助”成了新的口号。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彼得·鲍尔首创了这套理论，而后它就成了载入《华盛顿共识》的妙策。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非洲只有解除经济管制、像“创造奇迹”的东亚各国那样实行出口主导的发展模式才能赶上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速度。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顾问告诉非洲政府停止补贴“国有大企业”，并要求他们降低贸易壁垒。非洲国家被迫摧毁公有部门才能换取比原来更少的援助。

到1996年，撒哈拉南部非洲国家只有1%的公务员人口，其他发展中地区是3%，经合组织国家为7%。可在国家影响力削弱的同时，非洲却并没有大踏步走向繁荣。实际情况与经济理论完全相反，非洲原有的少得可怜的一点资金也正在逃离这块大陆，涌向资金已经十分富裕的社会。

于是乎经济学家们开始提出，非洲的问题是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很多国家拥有“失败”的政府，无法提供安全和卫生领域最低限度的保障。撒哈拉南部非洲各国人口占全世界的15%，冲突死亡人数却占全世界的88%，艾滋病受害者则占65%。历史学家在2000年前已经了然于胸的规律突然在20世纪90年代像闪电般照亮了新一代数理经济学家（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也清楚这个规律）：那就是繁荣取决于好的政府。

那么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好的政府？重新探讨这个命题让人回想起可怕的殖民主义。毕竟，殖民主义尽管有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但却实现了和平与安全，确保了经济发展必要的前提。而今天发展探讨的话题是：怎样才能在没有殖民主义的情况下奠定减轻贫困和发展经济的基础。

现代最有趣的理论贡献来自于牛津经济学家保罗·科利尔。科利尔提出许多非洲国家已经落入一个或几个难以逃脱的发展陷阱。此外，某个国家一旦掉进了其中某一个陷阱，其他几个陷阱就很难逃脱。贫穷让冲突成为家常便饭，而冲突则让你更加贫穷。对于饱受内战蹂躏的穷国来说，希望究竟在哪里呢？

以英国对塞拉利昂的行动为例，科利尔主张为实现和平，在可能的条件下进行军事干预。他支持各国共同参与维护战后和平的行动。不过，持续性的国际援助应仅限于提供非洲国家自愿采用的善政模式。

政府公开公共开支或资源采掘企业汇报盈利的框架将使非洲当地的政治活动家更容易比对衡量标准，同时也增强了政府的合法性。引发热烈探讨的金伯利进程是一个试点项目。钻石企业自愿不采购冲突地区的钻石产品，这样做是为了防止钻石收入为军阀所用。这种做法对业务有利无害，因为富裕的西方客户一想到购买沾满鲜血的珠宝首饰就会感到厌恶。

区域融合只是在近50年内才在欧洲成为主流，但已经为欧洲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好处。大量证据表明只要适合于非洲的条件，融合也会给非洲带来好处。

这是个值得全力支持的项目。其他值得关注的行动包括实现加纳等国庞大的非正规经济正规化。一般情况下，这些项目都在国内法律的管辖下运用了国际专业知识。

发展经济学将类似的提案视为前沿是一种贫乏的表现。不过，只要拉各斯和阿比让（西非两大城市）之间每隔14公里就设置一个路障，进展就会变得异常缓慢。

随着难民涌过边境、海盗劫掠船只、恐怖分子设立庇护所，很明显虽然非洲如何应对贫困是它自己的事情，但非洲的问题却不是。世界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听任非洲贫困下去。但50年来失败的经历表明：国际社会并不知道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