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卢旺达到塞尔维亚再到塞拉利昂，现在许多战争罪的嫌疑犯都开始接受审判。虽然还有一些人在通缉之中，但仍有希望将他们绳之以法。然而对于上世纪70年代在柬埔寨制造有计划的种族大屠杀的人，情况却完全不同。他们仍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通缉。

在红色高棉统治下的1975至79年，柬埔寨四分之一的人口（即200万人）或被处决，或死于饥饿和疾病。然而对于这人类历史上最不可饶恕的罪行之一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审判，没有过真相调查，也没有过官方的承认。

其结果是许多1979年以后出生的柬埔寨人并不了解这些暴行所涉及的范围和严重程度。而同时，幸存者的痛苦和悲伤-几乎他们所有人都失去了亲人-也没有得到抚恤。

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改变。一年以前，联合国和柬埔寨皇家政府原则上同意组建一个由柬埔寨和国际检察官和法官组成的"特别司法机构"对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民主柬埔寨的高级官员和那些最应该为罪行负责的人"进行调查和审讯。虽然该协议的批准由于去年大选以后政党纷争的僵局而被延误，但突破性的进展似乎为时不远了。

建立一个针对红色高棉的特别法庭的正式决定代表着十年外交努力的重大成果。但要实施这项决定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

第一个障碍是成本。虽然柬埔寨当局可以通过抵制虚报账目和乱涨薪酬的诱惑来建立其可信度，但特别法庭的大部分预算仍不可避免地需要局外人来承担。现有的估算-在三年内花费5千万美金-已使有意捐助的外国政府大吃一惊。但与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三年内花费7千万美金）和每年分别花费1亿美金的卢旺达和前南联盟国际法庭相比，这一预算已经不错了。

这一预算是合理的。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政府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柬埔寨内战火上浇油，而后又在八十年代坚持红色高棉继续占据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席位从而助其获得了合法地位。如果对红色高棉的审讯要如期进行，那么捐助国必须将"特别司法机构"视作为柬埔寨的稳定和繁荣而做的明智的投资。鉴于已经花费的时间成本，捐助国必须尽快行动以筹集到所需的资金。

柬埔寨的特别法庭将会是第一个国内法官占多数的国际法庭。这一事实本身就造成了第二个障碍。这样的构成在柬埔寨这样的国家更具挑战性。该国的法官曾是大屠杀的目标，现任法官几乎没有受到过正式的法律培训，而且柬埔寨也几乎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因此让人担心的是柬埔寨政府中的某些人-包括曾在红色高棉时期任职的官员-会为了政治目的而试图控制审判。

为了确保审讯程序的可靠性，柬埔寨和联合国必须甄选素质最高的法官而不是那些听命于某个党派的人。检察官必须遵循证据而行事。审讯必须在透明和公众广泛参与的情况下进行。非政府的监督人需要对审讯程序进行严格监控以确保尽早发现和纠正错误。联合国必须明确表示会在特别法庭达不到国际标准的情况下中断其工作。

第三个障碍是将"特别司法机构"当作是一个寻求责任和司法改革的长期过程的结束而不是开始的危险认识。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受审的被告大概不会超过12个。但成千上万的人都参与了暴行。他们的受害者有权与之进行某种形式的清算-至少是他们所遭受的罪行的官方纪录。记录和公布真相的必要性很快就会凸现出来。

如果特别司法机构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那么它就可能会对柬埔寨普通法院的持久变革产生进一步的积极作用。通过对审理和法庭辩护模式的积极示范效应，这些审讯可能激发公众对能更公正而有效的主持正义的国内特别法庭的需求。柬埔寨政府和国际捐助者应该通过实施在特别司法机构完成使命之后仍继续进行的改革计划来回应这种需求。

对红色高棉的起诉不会是尽如人意的，但却是必需的。布尔波特死于1998年，但年老的高层官员如"二号人物"农谢和前红色高棉总理乔森潘仍然自由地生活在柬埔寨。只要有足够的资源和不委屈求全的决心，"特别司法机构"就能为受害者声张正义并为服务公众的法律的力量树立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