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丹麦报章发表描绘穆斯林先觉默罕默德的卡通画招致阿拉伯世界的愤怒，加上哈马斯在巴勒斯坦选举中获胜以及伊朗政治中不断提高的激进主义，使得“政治伊斯兰”成为国际外交的一个基本问题。但是，一体适用的回应是不会奏效的。实际上，我们需要摈弃这样一种观念，也就是说存在一个全盘性的或者全球性的伊斯兰运动。

不同颜色的政治伊斯兰涌现成为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的主要替代者。这些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基础之上。由于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建立法制并且保证基本自由，其合法性已经消失殆尽。例如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占领导致环境艰难，法塔赫多年来治理混乱不堪，因此伊斯兰主义者在选举中战胜了法塔赫。

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历届政府对取代类似法塔赫那样的阿拉伯世俗民族主义者的“伊斯兰替代品”怀有隔代遗传的恐惧，因此维护现状。但是，该地区的君主以及世俗独裁者们压制所有的阿拉伯反对派，这意味着“保卫清真寺”成为政治参与的唯一框架。

正如15年前阿尔及利亚所悲剧性地表明的那样，无法通过驱除具有强大社会基础的地下党派而建立民主，因此，政治伊斯兰现今无法再被抑制。独裁主义的唯一替代品就是建立过渡期，允许伊斯兰主义者参与公共生活，并且鼓励他们明确接受民主游戏的规则。

已经有许多例子表明保守程度不同的伊斯兰党派愿意合作。黎巴嫩真主党进入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该国以及所有同样正在经历某种形式政治改革的国家如约旦和摩洛哥的议会中都有伊斯兰主义者，这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在埃及，尽管在去年的选举中限制了伊斯兰团体的参与，但是，穆斯林兄弟会已经成为议会中的强大势力。在伊拉克，自由选举揭示了伊斯兰运动的巨大影响力。在土耳其，民主过渡导致伊斯兰正义和发展党上台。该政府业已进行了重要的民主改革并且同欧盟开展了入盟谈判。尽管某些最为保守的政党采取了某些与基地组织类似的意识形态立场，但是它们与基地组织并无牵连。

如果欧洲和美国想要设计出包含各方在内的改革政策，也就是与在被占领的伊拉克强加民主所截然相反的政策，它们就必须接受政治转型可能导致伊斯兰党派获胜风险这一民主悖论。的确，干预伊拉克导致的更为不幸的后果之一就是强化西方与伊斯兰之间“文明的冲突”的观念，而这一冲突反过来又会创造一种有利于伊斯兰运动的气候。

毕竟，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改革早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之前就已经显现，而且改革分子并没有等待欧盟来变得强大以推进变革。这些运动并不是2001年9月11日以后在美国或者欧洲产生的，而且他们不会等候、依赖美国或者欧盟来采取行动。但是，穆斯林温和派的成功则将取决于欧盟和美国如何应对要求改革的压力以及它们决定如何鼓励变革。

现在有必要表明，民主是巴勒斯坦人获得其民族目标的最佳途径。这大部分取决于新的哈马斯政府及其向尊重法治、民主以及国际合法性的民主力量的转型。但是，这还取决于以色列以及国际社会。它们必须竭尽全力来确保一个未来的、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支持巴勒斯坦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不应当要求哈马斯彻底摒弃恐怖主义、非军事化、尊重巴勒斯坦宪法以及接受以色列国家的存在。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在巴勒斯坦人民以民主的方式表达意愿后支持可能损害他们的制裁。这将会是在巩固巴勒斯坦新民主的努力中犯下的一个可怕的错误，而且会对阿拉伯世界中其它正在改革的国家造成负面的影响。

同样地，接受非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放弃挫败极端保守主义、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极权主义社会观念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打击种族主义、促进宽容以及尊重他人的宗教情感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质疑报业自由或者接受伊斯兰主义者的审查要求，即使是触犯了真实的宗教情感，正如丹麦讽刺画的情况一样。我们必须在政治上驳斥触犯个人权利的伊斯兰社会观念。

这一政治挑战是民主悖论之一，所谓民主悖论就是允许各方都各抒己见、自由争鸣。政治伊斯兰是一个风险，但是，我们只有通过制定出促进民主、对环境敏感的智能型战略，而不是职责民主选择的结果才能将这一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