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伊拉克的印象大多来源于这个国家每天所遭受的暴力行动。尽管大部分人都认同多数袭击应当归因于美国官方所谓的“残余政权因素”—— 伊拉克最大的反对派逊尼派，情报和军事分析家还是就暴力行动在多大程度与外国人的存在有关进行了辩论。虽然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时期的统治派逊尼派只占不到四分之一的伊拉克人口，却正为保证他们的党派利益不被占人口多数的什叶派和集中在北部的族群—库尔德人夺走而斗争。

去年年末，我组织了一场重要的伊拉克民意调查，伊拉克公众的观点证明了该国错综复杂的党派关系。当然，不同民族或宗教背景的伊拉克人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他们都信奉相同的民族认同并都期望一个民主体制。

首先，我们要求伊拉克人回顾萨达姆政权的崩溃：没有了他，伊拉克人是不是过得更好了？只有23%的逊尼派人这样认为。而却有87%的什叶派看到了一个没有萨达姆之后更好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超过了这个数字，有95%认同这一改变。

与此同时，在库尔德人、逊尼派和什叶派中，超过百分之八十的压倒性多数更愿意首先被看作是伊拉克人，相信“如果人们把彼此看作伊拉克人，伊拉克会变为一个更好的社会”。绝大多数人也认同在伊拉克采用民主体系的观点。

重大分歧再次出现在社会问题上。无论比起逊尼派还是什叶派，库尔德人对两性关系的看法都更为平等。当被问到大学教育是否对男孩比对女孩更重要时，78%的库尔德人持反对意见。什叶派中，反对的人占50%。而在逊尼派中，这个数字毫无优势可言：只有44%认同高等教育对女孩和男孩一样重要。相同地，78%的库尔德人反对一夫多妻制，与什叶派和逊尼派中49%的反对人数形成对比。

尽管这些结果表明了伊拉克统治政党的观点各有侧重不同，但是它们不能解释那些可能隐藏在破环伊拉克人生活的持续暴力行动背后的看法。最根本的观点分歧可能是在各党派对控制未来的理解上——在后萨达姆时代创建更美好的生活以及更安全的社会的可能性。

我们使用十道能够显示出人们对生活控制到底呈高度乐观还是深度无助和悲观的测试题，要求回答者简单地说明他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他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对未来有多乐观。

库尔德人对生活控制能力最强，最为乐观，有19%显示了对生活控制能力最高的水平，17%对将来的希望程度最高。相比之下，什叶派的比例分别为10%和14%，而逊尼派只有4%和5%。而极端悲观的情绪在相反的测试题中反映：14%的逊尼派认为事情遭透了，而只有2%的库尔德人和3%的什叶派这么认为。

此次调查中清晰地显现了本地化暴力行动的影响：17%的库尔德人，41%的什叶派以及77%的逊尼派认为伊拉克的未来难以预测且充满艰险，这清楚表明了集中在逊尼派三角洲持续不断的抵抗运动所造成的影响。

对未来态度上的分歧将最终决定伊拉克的形势。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发生在伊朗和拉丁美洲的大范围政治暴动表明了普遍的无助感与乡间游击队运动加强之间的联系。这些团队领导人通常坚持，暴力行动是给 士气低下的人们带来希望的唯一方式，并以此为恐怖主义辩护。尽管长期遭受质疑，这一观点却在伊拉克起义士兵和他们的狂热的同盟军中得到了响应。

这并不是说一个不安全且士气低落的党派就会支持暴力活动。然而由于组织瘫痪，这样一个党派也许很容易过于积极地反对以它的名义行动的暴力者。如果伊拉克的什叶派领导人克塔达·萨德尔（Muqtada al-Sadr）和他的追随者们选择停止他们的暴力活动，这不仅仅是因为联军的强势火力，而是因为什叶派的宗教领导感到被授予了足够的权利、在一个足够安全的环境下，有足够的信心去迫使萨达主义者们结束他们的反抗运动。

如果逊尼派领导感到现在正在展开的政治活动有利可图的话，它也可能会停止叛乱活动。那正是政治谈话至关重要的原因，无论公开还是秘密的。它们为逊尼派提供了参加新体系的可能性。

通过采取更多的措施，美国领导的联军能为精疲力竭、士气低落的伊拉克逊尼派带来更多的希望之光和乐观精神。单单靠军事行动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