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今年，社会、政治动荡和不稳定的浪潮席卷全球，群众纷纷走上真实或虚拟的街头：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以色列中产阶级的反通胀示威、智利大学生游行、德国“肥佬”豪车被毁风潮、印度反腐风暴、腐败与不平等让中国“不高兴”，如今，“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和全美如火如荼。

虽然这些抗议行动并无统一纲领，但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全世界劳动和中产阶级的深切忧虑——眼看权力日益向经济、金融和政治精英集中，他们感到前途茫茫。直接导火索很明确：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失业率高，就业不充分；年轻人的教育和技能不足以应对全球化世界的挑战；非法或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如政治游说）激起反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大幅加剧。

当然，有无力感的人如此众多，不能归结为单一因素。例如，不平等的加剧有多重原因：中国和印度的23亿人加入全球劳动大军，压缩了发达经济体低技能蓝领岗位和可外包白领岗位的数量和薪酬；技术革新包涵着技能歧视；赢家通吃效应；原先的低收入国家，其经济虽在迅速成长，收入和贫富差距却也早早出现；税收的累进性有所衰减等等。

在一定程度上，私人和公共部门杠杆加剧，资产、信贷泡沫生成，也是不平等的结果。近几十年来，所有人的收入增长都差强人意，除了富人是仅有的例外，这扩大了收入与消费欲之间的鸿沟。英美国家的对策是通过金融自由化实现信用大众化，鼓励家庭量出为入，从而推高了私人债务。欧洲则试图靠扩大公共服务，提供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等，来填补鸿沟，这些开支却超出了财政收入，从而推高了公共赤字和债务。结果，大西洋两岸，高筑的债台终于到了濒临崩盘的一天。

最终需求不足，导致产能过剩和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于是发达经济体的企业裁员不休。但裁员令劳动收入下滑，不平等上升，从而进一步削弱最终需求。由于企业的劳动成本就是员工的劳动收入，也就消费者的需求，所以个别公司的行为，分开来看是理性的，合起来就具有破坏性。

结果，自由市场无法产出足够的最终需求。比如在美国，企业削减劳动力成本大大压低了劳动收入的GDP占比。几十年来，收入和财富再分配长期失衡——从劳动到资本，从工资到利润，从穷人到富人，从家庭到企业——对总需求的潜在压力不断累积，一旦信用耗尽，压力就陡然上升。毕竟，企业、资本家和富人的边际支出倾向较低。

这是老问题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虽已市场饱和，但他有一个主张还是对的：全球化、无约束的金融资本主义、收入和财富由劳动向资本转移，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正如他所论证的，无节制的资本主义会定期导致产能过程，消费不足，信贷和资产价格泡沫循环消长，破坏性的金融危机一再爆发。

即便在大萧条以前，欧洲开明的“布尔乔亚”阶级也承认，为避免革命，劳工权益必须得到保障，工资和劳动条件必须改善，福利国家需要建立，以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提供公共品——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网络。大萧条加速了现代福利国家的建立，国家接过了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这个责任要求它们扩张公共品的供给以支撑庞大中产阶级的存在，为此，国家对收入和财富征收累进税，并设法向所有人提供经济机会。

随着经济金融危机日趋频繁和深重，群众革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威胁也日益严峻，于是，作为（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国家）的一种对策，社会福利国家崛起了。继之而来的是三十年社会和经济相对稳定的时期，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叶，这个时期同时也是不平等程度大幅下降，收入中等水平迅速提升的时期。

金融体系必须得到审慎监管的教训，有好些被里根—撒切尔时代遗忘了，当时，鉴于欧洲社会福利模式存在一些缺陷，产生了放松监管的强烈倾向。那些缺陷表现为巨大的财政赤字、过度监管、经济缺乏活力，在当年导致增长粘滞，后遗症则是如今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

然而，英美自由放任模式如今也一败涂地。要稳定市场取向的经济，就必须回归市场和公共品供给之间的恰当平衡。这意味着，既不能搞英美无监管市场模式，也不能搞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甚至连所谓“亚洲”增长模式——如果真有这种模式的话——也无法阻止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不平等加剧。

凡是不能恰当应对不平等问题的经济模式，最终都会面临合法性危机。除非市场和政府的经济角色重新找到平衡，否则2011年的抗议风潮将愈演愈烈，社会、政治不稳定最终将伤害长期经济增长和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