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欧洲一体化意味着国家主权陆陆续续向欧盟的转移。可是，当成员国乐于在取消保护措施方面合作的同时——比如取消进口税——它们却在制定和推行相关政策，赋予欧盟采取行动的自主权方面一直犹豫不决。这一现状的典型事例就是延迟批准《里斯本战略》，建立不完整的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及在爱尔兰共和国目前实行阻碍政策之后，新《欧盟宪法条约》（也就是《里斯本条约》）前途未卜的命运。

在欧洲为在全球体系里寻找一席之地所付出的艰苦努力中，同样的弱点也清晰可见。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中国崛起、俄国复兴是需要进行有效应对的众多问题之中的几个。通常情况下，欧盟根本无法做出回应，或者回应的速度非常缓慢，因为欧盟自身的构造令它无法迅速做出决定并快速采取行动。这样的构造在已经过去的年代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那时候自由市场几乎是欧盟在全球范围内需要面对的唯一一个问题。但那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欧盟机构民主合法性的缺失使得变化的到来困难重重。与欧洲民众缺乏直接的联系导致这些机构失去了必要的压力，而只有压力才能带来敏锐的政策和快速的行动。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各成员国实行的模式和规则根本无法确保在欧盟范围内实现民主。这个问题所涉及的范围需要更为复杂详尽的解决方案。在处理涉及到欧盟的问题时，各成员国通常的目标是达成确保能在协议框架内进行合作的协议和法令。但正如爱尔兰全民公决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并没有做好准备接受统一的行动计划，让欧盟成为自治权力的中心。

可是，假定我们能克服爱尔兰选民所设置的障碍，经验也表明布鲁塞尔日益发展的集权和各成员国在权力上的撤退将会成为欧盟未来发展的标志。欧盟的核心官僚机构将继续成为集权进程的推动力量，这样的核心官僚机构体制明确了各成员国的共同利益，而周期性松散的政府间合作则确定了它们的行动范畴。布鲁塞尔官僚机构所承担的责任越大，它相应的独立性也就越强。

欧盟官僚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找到符合各成员国期望的妥协方案，照顾到经常出现分歧甚至是冲突的不同的国家偏好。共同的意愿通常根本不会强调相互矛盾的政治倾向和政治目标。事实上，非政治化被看作是一种明智的做法，因为这样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平衡的目标。

尽管如此，民主仍需要对全体民众自由和公开的对政治局势和公众辩论的密切关注作为支撑因素。国家论坛必须把探讨欧洲共同事务作为自己一项重要任务，这样才能确保全体民众拥有知情权，实现透明、可控和可靠的目标。在欧盟范围内开展对欧洲政策的公众辩论可以明确统一计划的目标，凸显欧盟的共同利益，并确定欧洲的制度框架。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里斯本条约》会如此重要。《条约》民主原则章节中有关欧盟制度和程序职能的规定，为建立对欧盟政策公共辩论更为开放的体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里斯本条约》也成功解决了欧盟的另一个重要弱点——那就是办事效率低下。通过彻底改革欧盟机构的构造、运行和决策程序，《条约》提高了它们的办事效率，从而使欧盟机构更加生机勃勃。

没错，许多普通的欧洲人并不认同欧洲应该在全球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外交应该属于各国政府的权力范畴。但这肯定是过时的观点。即使在解决双边或地区危机的时候，也只有在超越国家的层次上才有可能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

《里斯本条约》把欧盟看作是国际舞台上一个高度外向的整体。可是欧盟的所作所为同样存在限制，而限制的程度则由欧盟的政府间性质所决定。事实上，在关键问题上，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欧盟这个整体，而是组成欧盟的27个成员国。

从欧盟内部的角度看，《条约》向着建立一个自由、安全和公正的欧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条约》在制定欧盟政策标准框架的同时，也建立了边境控制、避难、移民接收以及司法和警察当局合作政策的程序和制度。正因为如此，《条约》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更为安全。

《条约》在其他领域的规定并没有那么细致，特别是在实现能够与货币统一相媲美的经济统一领域，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在这方面根本不可能达成协议。尽管如此，《里斯本条约》还是为制定和执行应对现代重要挑战所需的政策铺平了道路，其中包括气候变化、能源、研究、技术和旅游等相关领域。

无论爱尔兰选民想通过否决《条约》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社会经济变化将会继续迫使欧盟寻求全新的组织形式，从而把政府间和联邦因素结合在一起。比如，按照欧盟财政经济部长理事会的规定，调整欧洲央行的运营，使之更加适合欧洲发展政策需要的必要性已经显而易见。经济货币联盟就是很好的证明。

从更为广义的角度讲，无论爱尔兰全民公决的问题最终如何解决，欧盟都将逐渐在必须解决的持续性问题上获得确定的权力，因为随着这些问题的影响日益扩大，管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更为长期可靠的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