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方宏进在天安门广场上抗议。数年以前，在北京，他主持着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每周都检验着政府放任言论自由的限度。今天，他管理着上海最主要的电视台，东方卫视。印有他形象的巨幅海报悬挂在摩天大楼上。

胡舒立属于同一代人：她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她离开了在中国一家党报的第一份工作，来到《财经》杂志担任编辑。这份商业杂志时常刊登揭露商人和政府官员腐败行径的文章。

然而，要将这些言论自由的试验解释为民主即将在中国实现的信号就错了。共产党允许《财经》揭露腐败是因为这样有助于遏制中国最严重的痼疾。"首要的公民权利是摆脱贫困"，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者之一，龙永图说："在过去的15年里，我们使2亿人摆脱了贫困；7亿中国人现在可以用电了，这在15年前对他们来说还是不知名的奢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发展优先：坦白地说，其它的一切都不如这一点重要。"

但发展的确只是意味着让人们摆脱贫困。25年以前，中国社会比瑞典更具有平均主义色彩；现在城市与农村，西部内陆与东部沿海地区甚至在城市内部（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寻找工作）的发展却极为不平等。的确，中国当今的收入分配更像是巴西而不是瑞典。

但更严重的不平等也意味着更多的机会：致富在当今的中国仍然非常困难，但不再是不可能的了-你只需走进上海市中心的酒吧去看看。只要不平等不是腐败的结果，它是可以被接受的。而这正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尽管有《财经》的揭露和死刑的威吓，共产党仍然不能根除这一顽疾。

中国真的可以在民主缺失的情况下发展吗？几年以前，时任《外交关系》编辑的法立德·札卡利亚对民主优先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民主政治仅仅被定义为通过自由选举选出政治领袖的可能性。他批驳说世界上有的是习惯于侵犯人权的民主国家。"如果民主选举出的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那么选举就毫无意义。

"上海肯定比莫斯科更自由"，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与札卡利亚所见略同。她或许是对的，虽然印度的经验提醒我们有时选举是一种用以纠正一个国家发展道路的强大而有效的机制。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与中国相当，并同样有着贫富悬殊日益增大的问题和一定程度的腐败。但印度的选民们否决了这种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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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利弊几何还很难说。这样做的结果在短期内可能有负面的效果，可谁又能预言长期的结果呢？关键是在中国连提出"我们在扩大贫富差距吗？"这样的问题都不行。其结果是每当一个问题发展失控时，解决措施来得太迟且过于戏剧化。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不能搁置其在向民主政治转变过程中的问题的原因。

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有助于防止战略错误的机制。包括党内人士在内的许多人认为民主转变不可避免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共产党正在丧失对国家的控制。

邓小平是最后一位拥有制定公共政策的绝对权威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共产党的政治局拥有20多名委员，所有的决议都需要获得一致通过。更重要的决策需要包括近3000人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共识。例如，共产党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起草需要由将于2007年秋季召开的下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各种文件。

经济发展和执政党议事之间的速度差距意味着中国越来越独自发展了。正如在过去，当一个朝代孱弱不济时，各地就自行其是了。就连放慢经济增速也极为困难：由于缺乏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信贷增长必须直接由银行控制。但中国最大的建设银行广州分行的行长在执行北京总行下达的指示前还要请示省里的领导。

考虑到这些困难，一些党内人士也承认"出路只有一条：只要能重建有效的决策机制，就可以让某个人掌权，而不论他或她是怎么被选择的，就算是选举出的也行。"所以中国向民主转变的过程可能比任何人预想的都快。但如果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它也不是乡村基层民主试验的结果；而是一种小心维护政府控制的，精英阶层驱动下的转变。这是能让人民解放军和全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接受民主化的唯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