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春季年会值得注意，因为该组织的关于资本管制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考察将被叫停。一个全新的IMF似乎逐渐而谨慎地在斯特劳斯-卡恩的带领下形成。

大约13年前，在1997年IMF香港年会上，该组织以开始尝试修改章程，以增加敦促各国走向资本市场自由化的余地。这个时机选得令人叫绝：当时东亚金融危机刚刚开始发酵，而这一危机的一大主因正是在一个根本不需要资本市场自由化的高储蓄率地区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

鼓吹推行资本市场自由化的是西方金融市场以及为其卖命的西方财政部长们。而对于2008年的全球危机，主要原因则是美国的金融去监管化以及将“美国制造”的创伤传播到全世界的其他地区的资本市场自由化。

这场危机表明，自由、无束缚的市场既不高效，也不稳定。这样一个市场在设定价格（看看地产泡沫吧）和汇率（无非是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价格）方面做得也不怎么样。

冰岛的经验表明，以实施资本管制作为应对危机的手段有助于小国处理危机冲击。而美联储的“量化宽松”（QE2）则证明无束缚市场的思想是注定要失败的：资金将流向市场眼里回报最高的地方。新兴市场在繁荣，美国和欧洲则在停滞，显而易见大部分新造的流动性将设法流向新兴市场，在美国信贷渠道依旧不畅、大量社区和地区银行缝在苦苦挣扎的时候尤其如此。

随之而来的资金大量涌入新兴市场意味着即使在思想上反对干预的财长和央行行长们也不得不选择这样做了。事实上，一个又一个国家已经选择了这样或那样的干预方式以防止本币飞速升值。

如今，IMF要为这些干预开绿灯了，但是，正如还有一些没能被说服的人认为的那样，IMF依旧认为干预只能作为无可奈何之选。与之相反，我们应该从金融市场危机中得到这样的教训：市场需要监管，跨界资本流动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监管应该作为保证金融稳定型的关键部分，不到无可奈何不动用监管这一招只能让不稳定愈演愈烈。

资本账户管理工具有很多，如果综合用之，效果会更好。即使这些工具未必完全有效，但至少比不管制要强。

但更重要的变化是，IMF终于认清了不平等和不稳定之间的联系。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国试图提振因愈演愈烈的不平等而变得疲软不堪的经济，而所使用的手段却是低利率和放松管制（这两大手段的后果是大量民众借了自己根本还不起的借款）。这种过度负债行为的后果需要很多年才能消除。但是，正如IMF的另一项研究所显示的，这并不是什么新伎俩。

这场危机还考验了另一条长期存在的教条——将失业归咎于劳动市场僵性。像美国这样的工资具有较高弹性的国家比包括德国在内的北欧经集体表现更差。事实上，随着工资的减少，员工会更加难于偿还债务，从而让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进一步深化了。消费将继续疲软，而可持续的复苏和不可能以另一个债务推动的泡沫为基础。

在大萧条之前，美国的不平等性十分严重。这场危机及其应对方式所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使得复苏难上加难。美国正在把自己引向日本式的一蹶不振。

但走出这一两难困境并非不可能的任务，可行的方法包括加强集体工资讨价还价能力、重组按揭贷款、用胡萝卜+大棒政策促使银行恢复借贷、税收及支出政策以通过长期投资即期提振经济，以及实施保证人人有机会的社会政策。如今，美国最顶端的1%打工者掌握着四分之一的收入和四成的财富，早已不再是“机会之地”，甚至连“老”欧洲都不如了。

对改革派而言，惨不忍睹的事实只是政客连续遭受尴尬的一部分，也证明了公众之怒的合理性。现在有了点新意：IMF也加入到声讨大军里来了。斯特劳斯-卡恩在IMF最近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布鲁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演讲中总结道：“说到底，就业和产权是经济稳定型和繁荣以及政治稳定和和平的基石。这也是IMF的核心使命。它必须置于政策日程的核心。”

斯特劳斯-卡恩证明自己是IMF的英明领导人。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和金融市场拿他的话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