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几乎已丧失其起初作为世界性中央货币机构而存在的理由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正越来越受到来自对全球不平衡的动荡市场反应的威胁。这两种情况都应该激励该组织担当起世界储备管理者的新角色。

在1960年代，IMF管理了所有主要经济体的问题，在1980和1990年代，它发展成为新兴市场的危机管理者。但由于一些新型经济体的巨大体量，这一任务现在变得更为困难。不论如何，财政紧张的焦点正重新转移到世界经济的核心国家，如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它们都以（比它们）贫穷得多的国家的盈余来延续着自己巨额的经常项目下赤字。

这些盈余反映了在产油和新兴的亚洲国家的私有及公共部门的高储蓄率，其结果是快速积累外汇储备。但这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却并不是件好事。它们的外汇储备变得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个关于资产小幅转换的声明—比如，从欧元到美元—也能震动市场，造成混乱和恐慌。与过去提供资产选择（如，美元、英镑和战争期间的黄金）的储备机制一样，不稳定性是沿袭的。

新兴盈余国家企图在储备资产上另辟蹊径的尝试也遭遇了不少麻烦。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及其维持这些资产价值的努力。为了从美国国库券以外开始多元化，中国今夏向黑石私募股权基金投入30亿美元，但很快就品尝到了投资贬值的尴尬。

作为接受方，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们所顾虑的是新的主权财富基金(SWF)正被战略性地使用，而并非只是遵循市场逻辑。就连SWF的楷模，长期低调的新加坡淡马锡，现在也正吸引着其所有者和经理们都不愿面对的注意力。

这种日益增长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央行和SWF们有效地主导资本市场的今天，决定结果的因素不再是成百上千万的独立猜想、决策或战略之间的相互作用。当体量如此巨大的实体做出决策时，它们一定会采取战略行动。而所有相关方都开始怀疑其政治操纵的目的。

但由此造成的争议可以解决，政治上的敌意也是可以化解的。具体实现方式就是通过致力于实现广大的共同利益的多边机构进行监督。这应该是IMF的核心功能。当今的监督实际上就仅仅是提出建议的意思。但在1960年代—当IMF还监督着布雷顿平价体系（在其1971年崩溃以前）的规则时—监督是和该组织作为一个主要金融调解机构的效率联系在一起的。

IMF向如英国等最重要的国家提出强有力的建议的能力由于这些国家对其资源的依赖性而进一步增强。IMF的影响力来自其金融实力，而这种实力的增强得益于其借款能力。起初是向设立了《借款总安排》的十国集团借款。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十年里，IMF重新化身为1970年代石油价格震荡所带来的储备盈余的首要管理机构。它向新兴的盈余国家借款，后者也由此通过IMF的调节在一定程度上管理新资产。其结果就是该组织能向受到石油价格提升冲击的国家发放贷款。

的确，大型金融机构能够扮演稳定性的角色。在过去，大型私营机构的反周期行为在恐慌时期能够稳定市场预期。洛希尔家族（The House of Rothschild）稳定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在1895-1896和1907年的大恐慌中，J•P•摩根安抚了美国经济。而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却没有同等的中坚力量。在2007年，有迹象表明高盛感到为了稳定市场有义务逆风而行。

如果IMF能够管理新兴盈余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储备资产，那么它就能成为一个强大的金融稳定者，因为如此一来它就有足够的优势与投机者博弈。这最终会给储备资产的所有人带来益处。因为积累了巨额的盈余，它们在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方面有着相似的利益。同时，通过一位受到国际社会监控的管理人来管理储备资产能够消除人们对为了战略政治目的而使用资产的疑虑。

但是，要执行这项全新的任务，IMF需要重获其成员国的信任。许多亚洲国家储备激增是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刻意回应。这场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它们对IMF的失望。因此，在IMF履行全球储备管理者的职责以前，新兴的盈余国家需要在该组织的治理方面拥有更多发言权。只有这样它们才会相信自己不会沦为政治操纵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