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大约一年前，全球经济形势严峻：全球严重衰退、大量财富化为乌有、贸易与就业双双下滑。然而，凭借世界各国政府间前所未有的经济政策协调，“大萧条”级别的灾难得以避免。人们希望，持续的国际合作将成为本次危机的遗产。

当前，全球经济虽仍不平衡，但已走上复苏之路，金融形势也大为好转。然而，不确定性阴云犹在，世界仍然任重道远。

事实上，建立更加强健、稳定而安全的全球金融体系所需要的工作刚刚起步。而且，复苏进程尚未遍及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失业仍在上升，全球储蓄失衡尚未消除，世界最贫困国家的处境仍然脆弱。这些问题对全球稳定与和平具有广泛影响。要知道，经济稳定是和平的基石，而和平又是贸易与持续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那么，我们将在经济危机编年史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就政策角度而言，我们身处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金融体系的临界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有着足够清晰的共同记忆，因而能够积聚必需的政治意愿。我们绝不能浪费这一机遇。

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必须改革全球经济治理、包括IMF的治理，以反映当今时代的现实，我们还需要强化全球金融业监管。这两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我们必须在2010年及其后继续保持当前的势头。

今年，领袖们果断行动，令20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将IMF的财力扩充两倍；同意提高代表权不足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比重；承诺提交各自的经济政策框架，以供各国在IMF的帮助下进行“相互评估”。领袖们认识到，各自为政地实现本国经济目标已不再现实，这种背景下，上述同行评议机制旨在将全球共同福利目标系统地纳入国家政策规划之中。

更具体地说，2010年决策者将重点处理哪些治理问题？今年秋季，IMF成员国支持20国集团的提案，并作出通常所说的“伊斯坦布尔决议”，要求基金组织在2010年着手四项关键改革：IMF的职责，IMF的融资职能，IMF的治理和多边监督。

首先，参照影响当前全球稳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金融业政策，我们将重新评估IMF原有的职责¯¯即基金章程所规定、近年来我们所履行的职责。虽然增进全球金融稳定和可持续增长的总体目标依然重要，但国际资本流动的激增、金融业的相互关联、资产的跨国持有以及本次危机的性质都突出地表明，有必要评估我们的职责及其履行方式。

第二，紧随职责问题而来的是，我们需要与成员国密切合作，以决定IMF的最优融资职能。许多国家已建立了庞大的官方外汇储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加强自我保障，防范不利的外部动向。然而，自我保障增大了国内货币管理和汇率管理的复杂性，导致了国内和全球的资本配置错误，并加剧了未来发生更大金融危机的风险。

作为IMF贷款工具总体改革的一部分，我们设立了“灵活信贷额度”，作为政策健全的成员国的主动性保障工具。虽然已有墨西哥、波兰和哥伦比亚三国使用了这项工具，但或许还需要进行更大范围的创新。

第三，在伊斯坦布尔，IMF权力机构支持20国集团商定的改善治理的重大步骤：在不迟于2011年1月，由代表权过高的国家向经济有活力但代表权不足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交至少5%的份额。这项转变是增进IMF民主化所急需的步骤，此举将使成员国更加重视IMF的管理、战略运作和发展目标。合法性的增强又会提高IMF增进所有成员国经济增长与稳定的效能。成员国必须努力落实2008年的增加份额决定，并推进2010年的份额评估工作。

第四，IMF权力机构支持20国集团关于由基金为该集团的同行评议机制提供帮助的提议。在成员国政策框架的合作性同行评议方面，IMF的经验非常丰富。然而，其建议未必总能促成成员国的切实政策行动。凭借上述的IMF份额调整和20国集团“相互评估”的新机制，监督的效能应会大为增强。决策者需要履行在同行评议程序方面作出的承诺。

最后，在金融业监管领域，政府应推进微观审慎监管（个体机构）和宏观审慎监管（全球和国家经济体系）两个层面的改革。IMF正在与金融稳定委员会及其他组织合作，制定新原则和新方针，内容涉及资本、流动性、杠杆、相互关联性、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监管的“边界”以及监管规则的顺周期性质等问题。这方面的挑战在于，一方面要避免自满，另一方面又不能令过度监管大大加重金融体系的负担。

决策者面临庞大的日程，但他们的起步工作令人赞叹。只要他们继续秉持合作精神，协力应对共同挑战，成功的前景就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