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

为什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么不让人（包括我在内）喜欢呢？

IMF自称，自经济危机以来，他们一直都没犯错。作为一个国际官僚机构，IMF以最快速度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新的信贷，务实地重新调整了贷款条件。在能干的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和杰出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领导下，IMF又克服了重重阻碍，提倡各国政府实行理智的财政刺激政策。作为一个长期以来无所事事的机构，这么大的转变已经相当不容易。

而在此时，为了防止投机泡沫和本国货币进一步地贬值，巴西政府决定，对于短期流动的资本征收2%税收。对于这种针对全球的“热钱”征收国际交易税收的提议，卡恩先生又开始说不了。当问到应该如何控制资本时，卡恩先生说，这个问题没什么固定答案。不过，根据《金融时报》引述这位IMF主管的观点：“IMF不主张推广这样的措施——人为增加成本通常是无效的。”这么看来，IMF又回到过去老路上来了。

对资本流动做适度地管制相当必要。短期资本流动不仅对本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造成巨大困难，同样会对汇率走向形成负面影响。对巴西这样的开发经济体来说，热资本的流入使得本国货币很难保持竞争性，这剥夺了他们最拿手的工业政策的有效实施。

在该法令正式生效的几天前，巴西总统卢拉宣布取消管制资本的会谈。显然，向金融市场发出如此不同的信号，巴西人把事情弄糟了。只有下决心通过调整金融税收再辅助相关配套政策，效果才能真正出现。胆怯是没有用的，它只能带来反效果。

但更重要的是，巴西的行动是一种象征，它表明新兴经济国家不再对外国资本那么地痴迷。当然，正如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勃拉曼尼 和约翰•威廉姆森写的那样，在资本流动问题上，IMF应该帮助新兴市场经济设计更加完善的控制体系，而不是横加指责。

卡恩对流动资本税的的态度令人遗憾。这或许一种典型的本能反应，这通常混淆了资本控制的好处和弊端。你可以反对资本控制，理由是金融市场总体来说是好的，任何干预都会产生没有必要的损失。也可以说资本可以轻易地避开监管，因此干预是无用的。但你不能说监管既费钱又无效。

想想看。如果资本那么容易规避监管——比如说，可以利用交易不同时机或是谎报进出口——那么对实际资本流动就没什么效果，监管自然不会有什么费用产生。（当然政府一些行政管理开支除外）

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市场参与者确实承担了一定的费用——交税或是为逃税而付出的成本——对资本的控制自然就产生了作用。如果你想两个都要，恐怕有点难度。

卡恩先生的失常表现看起来有点奇怪。一般人会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一个法国社会主义者，更应该是倾向于金融悲观主义。

但是，这种悖论也不完全是事实。推动金融市场上，法国社会主义者是立了一大功。虽然，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佬们是全球资本流动的倡导者。不过，真正有影响力的还要算是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早在1980年代初期，由于凯恩斯主义的通货再膨胀遭受彻底失败，法国社会主义者开始180度地大转弯：密特朗1983年废除了自己先前的政策，法国社会主义者完全大转身，全方位地投入金融自由化的怀抱。

根据哈佛商学院拉维·阿伯德拉尔的研究结果，在全球范围存在这样的观点：经济发展最终依赖于资本的自由流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回顾历史，第一个关键点出现在1980年代的欧盟，两个法国社会主义者——雅克·德洛克（他们当时分别担任欧洲委员会的主席和主席助理）——开辟了道路，接着就轮到经合组织（OECD）的出现，最后是在另一个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当时是密特朗政府的央行行长）的领导下，IMF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IMF对巴西金融税的反应说明了金融万能论还根深蒂固。即便是在经历了大萧条以来最为惨重的金融危机之后，我们想要引进一些平衡资本流动的措施是还是如此困难。问题不是什么右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缺乏想象力是整个政坛的通病。

对于控制资本，凯恩斯有这么一句名言：“过去的谬论（对资本流动加以限制）现在成为正统。”这也是为什么布雷斯顿森林体系在1945年终结的原因。令人奇怪的是，时光已经过去了60多年，我们还要经历相同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