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在因政治僵局导致深陷债务和危机而感到绝望后，希腊和意大利均选择了由经济学技术官僚——帕帕季莫斯和蒙蒂——而不是政客来领导新政府。蒙蒂和帕帕季莫斯都是教授：蒙蒂是米兰博科尼大学校长兼欧盟委员会委员，帕帕季莫斯从欧洲央行副行长位子上卸任后一直是我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同事。

换成是不久前，媒体会用这样的标题攻讦两人：《教授们的经济学是“优”，但政治不及格》。这么说并不公平。束缚能力的并非政治能力，而是政治权力。

蒙蒂的技术官僚政府获得了民众的强烈支持，但并未获得所需要的议会多数。与此同时，前总理贝卢斯科尼明确表示，他不会为国家利益而放弃个人政治利益。

帕帕季莫斯手上的牌甚至还不如蒙蒂。尽管他竭力坚持三个月以上的任期，并以任命数名内阁成员为继任总理的条件，但最后并未如愿。

在这两位杰出公务员获得高位之前，他们的学术同侪纷纷被排挤出政坛。6月，几位新兴市场国家的杰出经济学家在IMF总裁斯特劳斯-卡恩的继任者之争中败北。

在德国，去年1月，艾克塞尔·韦伯（Axel Weber）辞去了德国央行行长和欧洲央行治理委员会委员之职，据说是因为其反对欧洲央行购买受困欧元区国家的债务的言论反映了其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媒体无法想象技术官僚会因坚持原则自愿放弃唾手可得的大权——韦伯将继任特里谢成为欧洲央行行长。

但这正是韦伯辞职的原因。在必要时甘愿放弃权力，这正是教授身居高位的一大优势。（欧洲央行行长之职落到了另一位经济学家技术官僚德拉基身上，事实上，他可以说是这一位子的理想之选。）

将技术官僚精英（他们都拥有博士学位或其他高级经济学学位）和其他种类的精英（他们大多有钱有势，特别是如果钱和势可以继承的话）。大部分经济学家明白欧洲货币联盟存在崩盘危险。而政客在选择货币一体化时低估了技术上的困难。

毫无疑问，学术和技术专业知识对于保证政府官员的成功来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事实上，我的很多哈佛同事从政效果很差，因为他们不是缺乏领导和管理的能力，就是缺乏公关能力。而许多杰出政治领导人——比如美国总统中的乔治·华盛顿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也并非知识分子。

技术官僚可以在传统政客失去信誉和党争陷入僵局时充当调停人，发挥重要作用。此外，人们相信他们对连任没什么追求，因为他们的任期早已被提前确定，而且人人都知道他们自己更加喜欢平静的学术生活。

当一国面临技术含量较高的问题时，技术官僚的优势就显现无疑了——比如在制定经济改革方案和贷款期限谈判方面。意大利前总理钱皮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1993年意大利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后执掌政府，成功地废除了工资指数调解制度（意大利的工资指数化体系），阻击了通货膨胀，并让意大利重回欧洲货币一体化进程。

技术官僚的劣势也显而易见，比如他们缺少管理经验，缺少被认可的正统性，也缺少国内权力基础。蒙蒂和帕帕季莫斯均拥有管理经验，并且在当今的背景下也不缺乏正统性。但是，他们仍将会束手束脚，因为他们无法要求政治派系支持自己。

一些国家的现任首脑可以被视为技术官僚，如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隆、智利总统皮涅拉、利比里亚总统希尔丽夫等。没人能够指责他们生活奢侈，也没有人能够指责他们不适于做出艰难决定。与此同时，这三人均在哈佛接受国教育。（卡尔德隆修过我的三门课；不过不幸的是这些课程并不包括如何对付暴力毒枭。）

拥有高尚国际证书有时未必是一种优势。希尔丽夫于201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当时人们预测她在国外的盛名可能对其国内连任大计构成阻碍。与此类似，帕帕季莫斯和蒙蒂都是工人的欧盟和欧元区精英，这有利于为他们争取外部支持，但也让他们容易受到国内挑战，被指为国外势力的买办。

罗马和雅典——西方古典文明的两大起源——的政权将回归温文尔雅、学富五车的精英人士，这不可不谓归得其所。但不管是帕帕季莫斯还是蒙蒂，都不可能在缺乏激活其正确政策的政治工具的情况下施展技术官僚魔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