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许多事情本应该有巨大的非人力决定。全球化的市场、自由贸易、武装伊斯兰和中国的觉醒：这些都被历史学家和战略家们描述为决定我们命运的关键力量。但大多数人却并不这么看。

大多数人仍然本能地将“伟人”看成是历史的代理人，这些男人（和女人们）似乎是通过他们的政治远见、个人魅力和道德力量来造就时势。我们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人物只需运用他们的说服力和人格力量就能推动时代，并为我们这个（如若不然）疏离而非人化的世界带来些许希望。

在我们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人们对天赐男女伟人的渴望至少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有关于我们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脆弱性。第二个，颇为荒谬的是，反映了我们对政治和政客们日益的蔑视。第三个则是传媒文化使然。传媒总是痴迷于为各种事件安上一副“面孔”。

给国内或国际环境带来积极的变革似乎是“普通”领导人们力所不及的。面对这样的困境，人们开始寻找新的“亚历山大大帝（们）”。他们能够解开“戈尔迪之结”，并只需通过意愿和干劲的力量就能化解难题。例如，人们认为没有一个玛格丽特•撒切尔化身般的领导人，欧洲的结构性改革就无法实施。在中东，所有人都在期待一位萨达特式的伟人出现。

对政治和政客感到幻灭，也是令我们期待天赐领袖的重要原因。例如在法国，人们对十年前去世的密特朗总统的过度夸张的缅怀，首先就反映出大众对其继任者希拉克普遍存在的幻灭情绪。对现任总统的间接批评通常是对过往的理想化看法中的重要元素。我们对“普通”的政客期望值越低，就越想要寻找英雄。

随着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舞台，传媒在提高人们对天赐领袖的胃口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公众要求对复杂的问题要有迅捷的答案。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可能危及到我们这个星球。他们需要能信任、有认同感和醒目的领袖人物。初具雏形的“世界公民社会”的出现，提升了人们对世界性和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的需求。这样的人物不仅满足人们对全球性责任的希望，还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

在这个极力寻求天赐领袖的世界中，沙龙的例子颇具象征意义，同时也充满了矛盾。因为在过去几十年以来，这位世界性的人物一直是最具争议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自己的国家已成为一位被近乎神化的人物。虽然他在大部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遭到仇恨，但相当部分的西方公众还是认为他的政治禅让可能会使该地区（和平）进程的希望遭到致命一击。

沙龙在短短数年里从恶棍到英雄的转变引起他的人民、中东地区和全世界的遐想—由于他的最终意图仍会是引发未来的历史学家和当今自称为他的忠实追随者们无休止争论的主题，所以这种遐想还会进一步升温。

沙龙真的被人口统计学家们说服了，认为自己一度追求的“大以色列”梦想意味着犹太国家的终结吗？抑或他的“加沙第一”的脱离战略实际上意味着“加沙最末”？不论人们支持那种理解，对沙龙而言，永远是疑狱从轻（benefit of the doubt）。

沙龙中风在政治后果方面足以和拉宾遇刺相提并论，足见其人格已经和希望与安全关联起来。这部“推土机”已经成为大多数以色列人的祖父，和西方外交的最后一张牌—对于意料之外的美国人和意料之中的欧洲人都是如此。他单枪匹马似乎就足以成为强大的安慰力量和背负以色列人实施单边脱离的愿景的化身。

实际上，人们可能会追问世界是否因为渴望相信中东“仍有一线希望”所以才造就了沙龙这样的天赐伟人？这究竟是痴心妄想还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将不得而知。

可以确认的是，在以色列撤离之后加沙出现的混乱景象和巴勒斯坦权力当局在我们眼前的崩溃使得人们更为真切地感受到了沙龙退出政坛以后留下的真空。而下一位天赐人物的出现并非易事。

并非所有的非常时势都会造就拿破仑式的英雄。这也许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非常领袖们可能会造成一种所有问题都有解决之道的幻象，而现实决非如此。从最乐观的角度看，历史的自然进程也只是“点滴”进步，但技术变革的日新月异让我们期望人事也能快速进展。我们许多人深信这种不可能的赌注只能由引发一切希望和危险的天赐伟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