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几乎每一次与经济大萧条进行的比较，都以1929年作为参照点。但是，大萧条显示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病状，而各自又需要不同的诊断和不同的治疗方法。

第一种也是最有名的病状，就是1929年10月美国股市的崩盘。没有任何其他国家的股市的恐慌有过类似的规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曾经历过股格如此让人兴奋的上升从而把众多的背景迥异的美国人卷进了金融投机的活动中。

第二个病状是在糟糕的衰退变成大萧条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一系列的银行恐慌开始于1931年夏天的中欧，并传染到英国，然后到美国和法国，并最终蔓延到世界各地。

对此次危机的分析一直围绕着对1929年的恐慌进行讨论，这是因为两个较为特殊的原因。第一，从来没有人能够对1929年10月发生的市场崩溃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样的解释需要给出一个理性的原因以及市场参与者对某个具体的新闻事件的反应。所以市场崩盘给我们出了一个考验我们智力的难题，而经济学家们可以通过试图找到富有新意的解释而一举成名。

有些人的结论是：市场就是非理性的。而有些人则竭力要为投资者们创造出复杂的模型，让他们能预测经济萧条或是其他国家对美国关税法案作出保护主义的反应的可能性，即使美国那时甚至还没有最后决定该法。

学术和政治评论家们对1929年的讨论深感兴趣的第二个原因是，它提供了一个采取政策措施的明确的动机。笃信凯恩斯学派的人已经证明了财政刺激可以稳定市场预期，从而提供了信心的总体框架。笃信货币政策的人则鼓吹另一种但也类似的观点，告诉大家稳定的货币增长可以避免剧烈的波动。

1929年的市场崩溃没有明显的原因，但却产生了两个非常合理的解决方案。而1931年欧洲银行发生的灾难则正好相反。任何人若要为那场灾难寻找富有新意的起因的解释，他不会获得任何学术荣誉：那次灾难的起因是，有些国家的不良政策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而这又毁坏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从而又导致了这些国家的财政的薄弱。越来越受政治冲击的影响以及对中欧海关联盟和战争赔款问题的争端，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这些国家固有的脆弱性，这足以起到摧枯拉朽的作用。

但是，恢复是艰难的。和1929年不同的是，对于金融困境，我们没有显而易见的宏观经济方面的解决办法。

一些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包括现任奥巴马政府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试图淡化金融界的不稳定对造成经济萧条的作用。如果真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它们应该是在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中清理资产负债表和微观经济层面的重新构架，这又不能由全能的计划者简单地自上而下地压下来，而是需要许多企业和个人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完善监管是一个好主意，但它比较适合避免未来的危机，而不是处理已经发生的灾难所带来的后果。

这种漫长的对1929年危机所进行的学术和大众讨论的后果是，人们开始期望应该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雷曼兄弟在2008年9月的倒闭，是一个类似1931年的事件，它让人们想起经济萧条时的世界。奥地利和德国银行的倒闭，如果这些国家当时是孤立或封闭型的经济体，那也不会把整个世界从衰退拖进大萧条的泥潭中。但这些国家在1920年代下半期依赖贷款-主要来自美国的贷款-建立了自己的经济。

这样的对贷款的依赖，和现在美国的情况类似；在2000年代，资金主要从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流向美国，那时，基于中国的贷款意愿，似乎出现了经济奇迹。银行于1931年和2008年9月的倒闭潮，已经动摇了国际债权国的信心，当时是美国，现在是中国。

对于缓慢和痛苦的银行重建以及大量依赖外国资本的经验教训不是令人愉快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重复安慰人的话语会容易得多，国际社会集体学会了这样的话语来如何避免1929年式的崩溃，而世界各国的央行在1987年或2001年间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