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近来，我试图向我11岁的儿子加布里埃尔解释存在于人们收入之间的天文数字般的差异。

几年前，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首先引起了加布里埃尔的注意，当时他的父亲在丹麦政府主办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先于比尔·盖茨进行热身演讲。从那以后，加布里埃尔就被看起来似乎无限美好的拥有600亿美元的可能性所吸引。

例如，每当我告诉加布里埃尔某件东西具有不可思议的价值时（比如说是博物馆中的一副珍贵的画），他总是会说，“可比尔·盖茨能买下它，对吧？”是的，盖茨可以买下整座博物馆。可然后他只能再捐献回去，这样人们才有机会参观，因此他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加布里埃尔并没有被我完全说服。

加布里埃尔决心在长大后如果不能成为一名职业篮球手，就去买一只球队。作为一名经济学教授，我忍不住问他是否知道购买一只国家篮球联盟注册的球队需要3-5亿美元。“可比尔·盖茨能买得起。他能买得起篮球联盟的所有球队，是不是？”是的，我回答。但如果盖茨拥有整个国家篮球联盟，那么他怎么决定要支持哪支球队？加布里埃尔承认我说得有理，但我能看出来他还是没有被说服。

盖茨并不是能轻而易举地买下球队和画作的唯一一人。《福布斯》最新的美国富豪排行榜显示去年排名前九位的高收入者，其中包括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成功地在去年一年中将他们的财富增加了50-90亿美元。是的，这只是他们财富在一年之内的增长。总体算来，他们550亿美元的收入超过了100多个国家国民收入的总和。

为了让他理解这些天文数字，我向加布里埃尔确认要想成为美国排名前九位的高收入者，你必须每秒收入至少150美元，包括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那就是每分钟9000美元，或者每小时540，000美元。

美国最高收入者与全世界10亿最贫困的民众相比拥有多少财富？如果九大富豪捐出他们的收入，那么会相当于收入最低的10亿人约3个月的所得。（当然，加布里埃尔知道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已经捐出了数百亿美元的财富。）

至于其他九个月，考虑到美国只占全世界总收入的25%，认为其他国家还有能够捐款的富豪不失为一种公平的猜测。（比如墨西哥电信巨头卡洛斯·萨利姆就是盖茨世界最大富豪称号的有力竞争者。）

提醒您，认为极端富裕的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贫困的想法其实令人难以置信的天真。更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如下看法：富国帮助像非洲这样贫困地区的最好办法就是开放本国市场，以及为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提供援助。

在与全球贫困斗争中最大的胜利来自于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依靠自己的努力已经基本实现了脱贫。但要想对加布里埃尔解释这个问题似乎太过复杂。因此我退而求其次，借用简单的摇滚歌星/联合国观点，承认如果我们能更多地捐钱会带来很大变化。

巨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是否是快速增长带来的必然结果？从大体上看，历史告诉我们的答案是“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增长表现打破所有记录的中国也正在演变成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事实上，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接近了拉丁美洲的收入差距水平。

通过政策调整解决收入问题殊为不易。很多超级收入者都拥有超级的创造力，能够带来巨大的价值。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通过对投资收入制定特别的优惠政策，主动给予富有的外国公民殷勤的款待。极端富有的人流动性也极大。如果你每小时收入540，000美元，那么即便在伦敦这样的地方买一套公寓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无论如何，政治体系能够加在极端富裕群体身上的税收压力是有限度的。位列前九的美国高收入群体两天赚进的收入比领先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整整一个季度为自己筹集的竞选资金还要多。

全球化增强了在提高免税额度的情况下，转向固定所得税（最好是消费税）、而不是惩罚性地向富人收税的呼声。除了以前常有的效率论，最简单的原因是维持复杂特殊的国家税收体制将变得越来越困难，代价也越来越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