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过去30年来，数以亿计的新工人进入了全球经济中。他们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各不相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人力资本”——以及附加值和收入——的角度来说，他们都获得了好处。这带来了收入水平、机会和全球经济规模的持续大升。但这些新工人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竞争以及相对工资和价格的剧变，产生了深远的分配效应。

全球经济的这些重大结构性变化表明，全世界面临着三大就业挑战，当然每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各不相同。

第一大挑战是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来容纳劳动力市场新军。显然，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都失败了。年轻人失业率高企，而且在不断上升。即使是高增长发展中国家，也有剩余劳动力等待着现代经济的吸收，如何保持就业岗位创造趋势成了一个大问题。

第二大挑战是将技能和能力与岗位供给相匹配——一个需要时间来完成的调整。这也是一个移动目标。全球化和节约劳动力的重大技术进步使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陷入了不均衡状态。技能错配大量出现。此外，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全球经济结构早已不再是静态的了，现在看来，市场调整显然大大落后于结构性变化。

第三大挑战是分配挑战。随着全球可贸易部分（可以在甲国生产但在乙国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扩张，经济活动和就业岗位的战场也扩大了。这使得整个全球一体化经济内的劳动力价格和就业机会都受到了重大影响。有的地方得到了好处，有的地方受到了打击——从相对于预期的角度看是如此，但通常从绝对数量上看也是如此。

许多（事实上，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历了有限的中等收入增长。在一些收入不平等程度仍然较小的欧洲国家，维持就业增长和可贸易部分的竞争力已成为有意为之的战略，工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所有收入水平阶层共同承担的。在美国，高端收入和教育人群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他阶层则因可贸易部门就业机会不断减少而受到了打击，因此收入不平等性增加了。

在2008年危机爆发前的20年时间里，就业水平得以维持，收入水平的下降压力也得到了缓解，这要归功于非贸易部门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在一些国家，这是由政府部门的快速扩张实现的；而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则走了一条债务驱动的过度消费模式，用（不可贸易的）服务和建筑部门吸收大量就业。事实上，1990—2008年间，政府和医疗部门（均为不可贸易部门）创造了美国就业岗位净增量的近40%。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一模式戛然而止。私人部门的杠杆降低了，而公共部门的杠杆已经触及（并超过）了可持续的最大规模，希腊只是一个较极端的例子。

但产生于危机前增长模式的预期的调整速度并没有那么快。主流观点仍认为危机前的时期属于常态，至少从实体经济增长模式的角度看是如此，因此人们认定当前挑战在于用危机前模式重塑增长。不幸的是，这一观点无法解释（特别是发达国家）为何增长迟迟得不到提振，与此同时，就业引擎早已停止运转了。

部分原因在于金融危机和去杠杆化的长期而缓慢的影响。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在《这次不一样》（This Time is Different）一书对此做了精到的描述。与此同时，危机爆发前所存在的金融不平衡和扭曲让应对实体经济中的技术和全球市场推动力的必要措施推迟了。简言之，经济和政策调整在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人们的眼睛，让人们无法看到可持续的适应模式。

结构性调整正在日益落后于造成结构性变革压力的全球推动力，这对于个人、企业和政府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这意味着人们的预期与现实并不一致，需要调整，在某些方面应该向下调整。但分配效应问题需要认真对待并予以解决。复苏不振甚至停滞的负担不应该由包括年轻人在内的失业者来承担。为了保持社会凝聚力，市场结果需要有所调节，以造成更均等的收入和利益分配，不管从现期角度还是跨期角度看都是如此。毕竟，今天的投资不足意味着明天的机会缺乏。

结构性调整的紧迫性还意味着个人、企业和其他机构（特别是学校）需要致力于加快调整速度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条件。就业市场的供求两端都需要照顾到。这意味着不仅要让技能与就业岗位相匹配，也必须扩大就业岗位的范围，使之与技能相匹配。

最后，全球经济管理机构就需要判断全球化（及其所隐含的结构性变化）的速度是否超过了需要做出调整的个人、经济和社会的承受力。果真如此的话，下一个挑战就将是找到减缓全球化速度的非破坏性方式，从而让调整能力和调整需要更加接近。

没有一项是简单的任务。目前我们还没有发展出理解结构性变革的好框架。尽管如此，失业和半失业者，特别是年轻人，仍期望领导人和机构尽力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