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足球运动中，失败并非万劫不复，但绝对激动人心。对足球爱好者来说，国际足联（国际足球运动的管理机构）老早就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而在其他对足球及其激起的情感感到恼火的人看来，这项运动已经不再是一种比赛，而是一种战争，一种能煽起最低级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战争。

足球（乃至所有体育运动）和民族主义及黩武主义的精神之间是否存在一种联系？中世纪的时候，体育运动在英格兰一般是遭到禁止的，因为开展了体育活动就无法进行军事训练。法国在普法战争中被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击败后，皮埃尔·德·顾拜旦男爵（他在数十年后复兴了奥运会）建议全国重新重视体育运动。这时的体育运动被视为一种备战方式。

足球比赛的仪式——挥旗、国歌、集体吟唱——以及使用的语言（比赛开始是“开战”，射门是“轰炸”，冲破防御是“炸开”，远射是“发射导弹”）加强了战争的概念。事实上，足球的确引起过战争。1969年，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在世界杯资格赛之后就发生了冲突。

足球比赛似乎可以唤醒国家间的对抗，召回过去战争的幽灵。2004年，在中国对日本的亚洲杯决赛上，中国球迷穿着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军服来表达他们对日本队的敌意。还有的中国球迷挥舞着写着“300,000”的牌子，暗指1937年被日本军队屠杀的中国人数量。

但是我们能说足球应该对当前中日之间糟糕的外交关系负责吗？当然不能。球场上的敌对仅仅反映了两国之间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上面还压着一段苦痛历史的重量。

而另一边，在1982年的塞维利亚，法德之间充满戏剧性的半决赛在两国的外交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关系上都没有引起政治涟漪。对抗仅限于运动场，随着比赛的结束而结束。

足球真正提供的是一个残余的对抗领域，人们可以借此有节制地表达敌意，而国家间最重要的交流领域则不受影响。法国和德国很快就会建立共同的军队——他们已经有了共同的货币——而国家队的继续存在将在一个严格限制的框架内发泄两国间残留的敌意。

足球也可以成为做出积极姿态的舞台。日本和韩国共同承办2002年世界杯加快了双方的和解。韩国球员的表现甚至得到了朝鲜的赞赏。体育似乎的确是分裂的韩民族之间关系的最佳晴雨表。

此外，与冗长的演说和国际调解相比，足球更能促进军事冲突的和平解决。在获得今年世界杯的资格后，科特迪瓦的国家队，包括来自南北双方的球员，向他们的全体同胞发表了演说，恳请战争中的集团放下武器，结束这场使国家支离破碎的冲突。几年前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垮台后，巴西足球队成为巴西领导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大使。还有，从科索沃到喀布尔，足球是战争结束后社会回复正常的最早征兆。

国际足联前主席乔·阿维兰热常常梦想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美国副总统戈尔曾将这样的比赛视作帮助华盛顿解决巴以冲突的方法之一。或许有一天真能举行这样一场比赛。1998年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足球赛的确在两队之间形成了短暂的友善关系。再举行一场伊美比赛或许有助于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足球的作用在于它为象征性的有限冲突提供了舞台，不会引起重要的政治风险。足球对国内和国际舆论的影响很广泛，但却不深刻。正如社会学家诺伯特·伊莱亚斯所说：“足球比赛的观众可以感受到运动场上的争夺带来的虚幻的激情，同时也知道不论是球员还是自己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和在现实生活中一样，球迷在对胜利的渴望和对失败的恐惧之间挣扎。但是在足球中，淘汰对手总是暂时的。对手随时可能回来再决雌雄。身为法国人，我迫切地等待法德之间的下一场世界杯比赛。但是我希望法国雪耻的是上届世界杯在塞维尔的失利，而不是在凡尔登的战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