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新德里——不知西方在干涉利比亚过程中的所产生“使命偏离效应”（mission creep，意指行动偏离原定目标）是否会无意中在欧洲的南大门外孕育出一个伊斯兰圣战大本营呢？

西方各国肯定会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他们在卡塔尔和阿联酋的支持下阻止了一场对利比亚平民的屠杀。对于独裁者像平民动武的行为，民主世界是不能袖手旁观的。但如果要制止卡扎菲这个暴君放肆镇压民众的话，任何干涉行动——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经济外交方面——都必须是公正和中立的。

当前这场阿拉伯政治动荡最终会像1989年柏林墙倒塌改变欧洲那样彻底改变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事实上1989年是个分水岭，在极为短促的历史时期内实现了最为深刻的全球地缘政治变革。但从那以后的几十年来，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政权和政治习俗却似乎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于1989年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结，是“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普世化”之下的“历史终结”。但二十多年过去了，民主制度的全球扩张所遇到的阻力却与日俱增，例如亚洲地区就只有极少数国家真正实现了民主。

相比之下，另一个冷战意识形态分割下的新两极世界正日渐凸现。专制资本主义（以中国为典型，同时也被马来西亚、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和卡塔尔等不同的国家争相效仿）的崛起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模式，对自由民主制度发起了竞争（甚至是挑战）。

阿拉伯世界的人民起义进程体现出民主是否能实现，与两大关键内部因素紧密相连：国家安全力量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国家镇压能力的技术含量。而在最近这几个星期内，三个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力量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左右了局势的发展.

也门的民众起义已经彻底撕裂了整个国家安全体系，首都萨那如今被不同的军事派别分割据守。相反在巴林，王室则指挥大多由外籍逊尼派教徒组成的警察力量向主要为什叶派的示威者开火。

在埃及，正是军队的倒戈最终导致了前总统穆巴拉克30年独裁统治的垮台。当时善于操弄权力的军队已经对穆巴拉克传位给其子的动向日渐担忧。但如今对自由的高谈阔论却难以掩盖这场人民“革命”最终演变成一场军事接管的事实，数十年的紧急状态法依然有效，而国家的政治方向却难以捉摸。

在第二个关键国内因素方面，一个国家对手机，电信以及网络的监控能力正逐渐变得和警棍皮靴一样重要。对此中国堪称高效专制的样板：其内部安全系统一方面是极端完善的监控体系和非法拘留中心，另一方面则是一大批拿钱办事，时刻准备着揪出“捣乱分子”的线人和社区纠察队。

为了应对某些海外中国人呼吁星期日在北京上海等地特定地点集中发动“茉莉花革命”的号召，中国动用了一个新的策略：让警察布满那些计划中的示威场地，让示威者根本无法进入。更重要的是，作为全球严格实时电子通信审查技术的领头羊，中国努力将一切阿拉伯“毒草”拒之门外。

外部因素对于那些比较弱小的国家来说特别重要，这点在打着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的旗号派兵镇压示威者的巴林身上尤为突出——须知该国对全球伊斯兰圣战的贡献远超世界各国。事实上，沙特阿拉伯扶持巴林政权的效果跟1979年苏联干涉阿富汗以支持一个遭到围攻的同盟政权的效果类似——这场入侵催生了耗费数十亿美元，由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亲自武装的阿富汗反抗军，并最终导致了跨国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崛起。

同样，利比亚也是一个内部分裂的弱国。事实上随着美国中情局在其境内的秘密活动以及对反政府势力的援助，西方很可能制造出另一个伊斯兰圣战者的天堂。毕竟对于某些阿拉伯人来说，以北约为首的多国部队行动从一个有限度的人道主义目标扩大到一场对利比亚部队的全面进攻就是想把该区域牢牢掌握在手里。这场干涉看上去似乎是被一种地缘政治动机所驱动，旨在牵制或者消灭卡扎菲，不让他的政权在邻国埃及和突尼斯的政治真空中得利。

虽然当前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显然都处于转型期，但转型的终点却依然模糊不清。但美国总统奥巴马则明确认为各个阿拉伯王朝都将继续存活下来，相反那些总统们则更可能下台，而美国也乐于继续关照这些专制帝王。

不幸的是，这一双重标准向人们传达了一个信息：任何社会的民主制度只有在符合大国利益的时候才可能存在。那么对这一观点——对自由的推动只不过是一项地缘政治工具——的普遍承认对谁最有好处？答案就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古老，也最强大的独裁国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