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苏联解体迄今已经20年了，对很多历史学家来讲，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短暂的二十世纪”从真正意义上的结束——这个世纪始于1914年，其特色是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旷日持久的思想冲突，最后似乎以自由民主大获全胜而告结束。但在历史终结的过程中似乎出了些问题：我们迫不及待地想从近代史中吸取经验，但却根本不清楚到底应该吸取什么。

无疑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而欧洲人今天特别需要从二十世纪汲取的教训则涉及黑暗年代中极端思想的力量——以及二战后建设的欧洲民主制度的特殊性。

从某种角度看，这场二十世纪伟大的思想斗争现在似乎像中世纪的学术辩论一样远离现实，这种观点在民众中普遍存在，但在青年一代中尤为明显。亚瑟·库斯勒和维克多·塞尔等学者冒着生命危险支持后来又反对共产主义，人们现在只是对他们伟大的政治作为一知半解，更遑论去深入理解他们的想法了。

但是，虽然绝大多数人不愿承认，但我们仍然没有超出二十世纪意识形态之争的概念及范畴。这一点在对伊斯兰恐怖活动所采取的思想对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创造“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或“第三集权主义”这样的名词不只是为了描述西方世界新的敌人，也是为了唤起二战前后反极权主义的斗争经历。

这样的名词试图借用过去的合法性来解释现在——多数严肃的伊斯兰或恐怖主义学者都认为这样做没有好处。这样的类比似乎更多地反映了重打老仗的愿望，而不是加强对当代事件的政治评价。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二十世纪的思想遗产呢？首先，我们不应再把二十世纪看作疯狂思想家及政治家进行病态试验的一段历史插曲，好像在上述试验之前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存在，而我们只需要在试验失败后将之重新恢复。

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想法——也许甚至有些危险——但事实仍然是包括空想家在内的很多人都曾对二十世纪的专制和集权试验寄予厚望，他们将墨索里尼甚至斯大林这样的政客看成救世主，而自由民主制度却被当作犹豫不定的失败尝试而被抛到一旁。

这样做并不是要找借口——理解也绝不等同于原谅。相反，对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确理解都必须考虑其诱使甚至真正说服那些并不关心其情感诉求者（无论是骄傲还是仇恨），而真正认为其提供合理政策方案者给予认同的力量。我们需要记住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最终分别是由国王和退休将军扶上政坛——换句话说他们的权力来源于传统精英，而不是街头的狂热份子。

其次，我们需要理解西欧精英1945年后所创立的民主制度的特殊及创新性。有了极权主义的经验，他们不再将民主和议会独立混为一谈——这是除美国以外世界各国对现代代议制民主的经典解释。议会再也不会将权力拱手交给希特勒或贝当。相反，战后欧洲民主的设计者选择尽可能多地纳入牵制及制衡因素——而且自相矛盾的是，授权非选举机构以便从整体上强化自由民主。

最重要的范例是宪法法院——宪法法院与美国的最高法院不同，确保尊重个人权利是它的特殊任务。最终，就连传统上对“法官政府”持怀疑态度的国家（经典案例是法国）都接受了这种受限制的民主模式。1989年后几乎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接受了这种制度。重要的是，欧洲法院及欧洲人权法院等欧洲机构也通过表面的非民主制度践行了这种民主理解。

今天，许多欧洲人显然不满足于这种的民主观。很多人认为欧洲大陆正在进入政治学家科林·克劳奇所谓的“后民主”时期。越来越多的民众声称政治精英无法代表他们的利益，而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特别是国民议会——则被迫向央行等非选举机构低头。结果造成了遍布欧洲大陆的强烈的底层抗议和汹涌的民粹主义党派浪潮。

单纯强调战后的欧洲民主模式是行不通的，就好像某种形式的集权主义是唯一的选择。但我们应该明确过去的历史和造成这些历史现实的原因——即无论是二战前、20世纪50年代还是其他童话时期欧洲自由民主的黄金期都从未有过。

普通欧洲人长久以来一直信任民主精英——甚至似乎经常偏好非选举产生的精英人物。如果他们现在想要修改社会契约（同时假定直接民主仍不可能实现），应该基于欧洲民主可能真正需要的从历史出发的创新措施——由欧洲人真正信任的当权者来进行改革。这样的讨论才刚刚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