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们对创伤的记忆是当今的心理学和精神治疗领域所面临的最具争议的问题。许多临床创伤的学者们都认为战争、强暴和其他可怕的经历似乎会在人的精神上留下难以遗忘的印记。

而另一些学者则持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人的）头脑可以通过将创痛的记忆从意识中消除的方式来保护自身，从而使受害者很难回忆起他们最为可怕的经历。这种机制会持续多年，直到这种记忆变得安全为止。虽然也承认精神创伤常常是刻骨铭心的，但这些临床创伤学者们也声称有一种被称为“创伤离解性失忆症”（traumatic dissociative amnesia）的情况，让相当一部分受害者不能回忆起他们的创伤，这恰恰是因为这种创伤极为可怕。

然而，这些临床创伤学者们却也并不认为“被压抑”和“被离解”的对恐怖事件的记忆是迟钝或良性的。相反，这些深藏的记忆悄然地侵害受害者的生活，引发一些似乎难以解释的精神病症状，因而必须要发掘出来进行治疗。

这绝非寻常的学术辩论。这场论战已经从精神病实验室和精神病诊所中扩散开来，出现在头版头条，触动立法改革，并影响到了民事诉讼和刑事审判的结果。

性虐待的受害人能否压抑并恢复创痛的记忆也成为备受争议的问题。在1990年代，许多接受精神疗法的成年病人开始回忆起在童年时遭受性虐待的经历。一些人对所谓的施暴者采取了法律行动，被指控的通常都是年迈的父母。随着针对父母的，基于所谓被压抑和被恢复的受虐记忆的指控的减少，那些针对诸如天主教会等大型机构的投诉却增加了。

值得注意的是创伤离解性失忆症的鼓吹者和怀疑者在捍卫其截然相反的观点时，都从同样的研究中引证。但正是鼓吹者们在试图证明受害者常常不能回忆起创痛的经历时，对研究数据进行了错误的阐释。

让我们来考虑下列事实。在经受了极度的压力之后，一些受害者表示在记住日常琐事方面有困难。创伤离解性失忆症的鼓吹者们将这些报告曲解为受害者们不能回忆起可怕的事件本身。而实际上，这种记忆问题与遭受创伤之后出现的一般性注意力分散有关，而并不意味着受害人不能回忆起创伤本身。决不能把创伤之后出现的一般性健忘和由于创伤而产生的失忆症混为一谈。

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的症状是“不能回忆起创伤的重要方面。”然而，这一症状并不意味着受害者们意识不到所遭受的创伤。

的确，头脑的工作机制不像录像机，因此并不是创伤经历的方方面面在一开始就会被编码写入记忆。高度的情绪激发通常造成受害者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事件的核心特性而却忽略了其他特性。对创伤的不完整编码决不能和失忆症混淆，后者是不能回忆起曾经进入记忆的事情。

再者，一种名为“心因性失忆症”的罕见综合症有时也被误诊为创伤性失忆症。心因性失忆症的患者突然间失去了包括个人身份在内的，对以前生活的所有记忆。这种突然的，完全的记忆丧失间或在严重的应激之后发生，但却并不总是如此。在几天或几周之后，记忆突然间又恢复了。相比之下，离解性失忆通常会使受害者回忆不起创伤的经历，而不会记不起自己以前的生活和身份。

有几份调查表明，报告在童年时期曾受过性虐待的成年人常常说有一段时期他们“记不住”曾经遭受的虐待。声称先前有记忆障碍意味着他们曾经试图回忆起所受的虐待但却没有成功，所以只有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回忆起来。但如果这些人记不住曾经遭受的虐待，那么他们又凭什么能回忆起来呢？

他们很可能是想说有一段时间他们不去想受虐的经历。但不去想某些事和不能记住某些事是不同的。正是记忆障碍造成了失忆症。

在我的实验室中进行的对报告在童年时期曾受过性虐待的成年人的研究，为这一场激烈的争论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有一些参与者报告说曾经忘记了一些由他们所信任的成年人实施的非暴力的性虐待经历。他们将这种经历描述为令人苦恼、困惑和烦乱的，但却并不是在极度可怕意义上的创伤。由于不能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一切，他们就只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置之不理。

当多年以后某些事物唤醒了他们记忆，让他们体验到了强烈的创痛，并最终从成年人的角度明白了曾经受过的虐待。这些案例可以作为性虐待经历的记忆恢复，而不能被看作是创伤离解性失忆症。也就是说，这些事件发生时并未给受害者造成创伤，也没有证据表明在事后的很多年里受害者从未想过这些经历，是由于他们回忆不起这些经历。

从让人受到极度惊吓的意义上讲，性虐待并不总是创痛的。当然，即便是其没有造成持久的精神症状，这种行为也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