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亚，华盛顿——今年是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一书出版45周年纪念日。今天，许多保守派社会人士仍然责备弗里丹和女权运动诱使女性抛开家庭去寻找工作，不仅破坏了家庭的稳定，还让他们的子女陷入危险的境地。

可是女权主义与其说是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原因，还不如说是这种现象的结果。在西欧和美国，早期资本主义把大批年轻的单身女性吸引到纺织等行业中去。工厂主们常常修建宿舍，提供给年轻的女性工人居住。这些女性工人中有许多人成了反奴运动和女权运动的早期支持者，而中产阶级女性也从劳动女性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参与中受到了鼓舞（有时甚至充满了羡慕和嫉妒的情绪）。

随着弗里丹的著作在1963年的出版，资本主义将已婚妇女吸引到不断发展的服务、办公以及资讯领域中来。弗里丹的理念与这样一代女性对话，她们已不再把付薪工作看作是青春期和婚姻之间的临时中转，主流社会坚持认为只有成为家庭主妇才是她们生命唯一的意义令她们倍感沮丧。

只要在女性大量加入劳动大军的所在，特定的社会进步过程都一定会展开。妇女们开始推迟婚期，减少生育数量，特别当她们进军高等学府或者得到报酬更高的工作时情况就更是如此。她们还更有可能向在公共领域把她们降格为二等公民、或者强制她们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和传统习俗提出挑战。通常，政府和雇主随后就会发现，消除女性全面参与社会生活的障碍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过去四十年来令女性从属地位固化的法律和风俗大幅度减少与女性对付薪就业参与范围的扩大有着密切的关系。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比例依然很低的社会，比如中东地区，就依然对女性权利抱着坚决抵制的态度。

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认为难以驾驭的伊斯兰传统并不是导致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存在极端性别歧视的主要因素。恰恰相反，这种现象正是石油财富导致经济发展脱离制造业，而推动建筑业就业所产生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正是制造行业的就业机会导致妇女进入到劳动力队伍，而在通常情况下，男性却在建筑业就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穆斯林传统占统治地位的中东，富裕产油国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得分要比摩洛哥、突尼斯、黎巴嫩和叙利亚等贫油国低得多。

保守派社会人士把女性开始工作归咎于女权运动是本末倒置。但有一点千真万确，那就是劳动妇女在接受女权运动思想和拒绝与婚姻有关的传统理念方面可能性要大得多。而当女性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影响力以后，传统的家庭生活的确发生了动摇。在西欧和北美，离婚率随着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婚妇女大量开始工作而骤然升高，其中主动提出离婚的绝大多数是女性。尽管离婚率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趋稳，但是同居和未婚生子的现象仍然继续呈现出一种上升的趋势。

尽管如此，改善今天家庭生活的最大希望并不是收回女性的权利，而是进一步推动妇女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与社会的融合。在以性别歧视为标志的社会里，女性权力和资源的增长是对家庭稳定构成威胁的最主要因素，具体表现为成功的妇女常常会起来反抗婚姻。在日本、意大利和新加坡这些婚姻条件依然倾向于男性的国家，女性在试图把工作和家庭结合在一起时遇到重重阻力，结果导致那些地方的工作女性比美国更晚结婚和生育，从而导致出生率下降，进而威胁到这些国家的未来。

随着女性逐渐掌握集体权利，特别随着男性逐渐接受女性角色的变化，许多家庭变化的破坏性效果也相应有所降低。在美国，受过良好教育女性的离婚率现在比教育状况不那么理想的妇女都低，而有稳定工作或者读完大学的女性与更为传统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把结婚年龄推迟到35岁。过去，一位家庭主妇出去工作会增加她婚姻解体的几率。然而今天，工作甚至降低了离婚的几率。在妻子工作时间较长的家庭当中，男性倾向于更多更好地参与儿童教育，这样一种趋势在儿童教育方面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积极成果。

婚姻永远也不会再像女性没有别的选择时那样可靠和稳定，这一点恐怕勿庸置疑。但即便家庭变化继续快速出现，它在妇女掌握经济权利时所造成的负面后果恐怕也比妇女没有任何经济权利时要低。在北欧国家，婚外儿童的出生率远远高于美国目前的状况，可是单亲家庭的儿童遭受贫困的概率却更低，而且平均来说，这些儿童可以有更长的时间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双亲待在一起，因为那里的未婚同居比美国的许多婚姻更加稳定。

在相对贫困的国家，女性参与付费工作的几率相比稳定的婚姻能够更好地预测儿童的福利。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某些地区，相比男性获取收入的双亲家庭，在女性拥有工作的家庭中生活的儿童营养状况更理想，也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比如，在肯尼亚、马拉维和牙买加等国以女性为主的家庭中生活的子女尽管家庭收入相对较低，但在长期营养和健康状况方面可以和以男性为主的家庭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