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金融世界中出了问题。问题并不是某个新兴市场再次发生金融危机，并且其可以预料得到的传播危及到邻国。即使是风险最大的国家在2006年5月和6月发生的上一轮金融突发事件中也相对比较轻松。相反，相对平缓的时期却暴露了现今的问题，那就是，人们所预想的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利益无处可见。

金融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当时，石油美元循环促使大量的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但是，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左右大多数新兴市场体才摈弃谨慎，解除了私有投资组合以及银行资金流动的控制。从此以来，私有资本流动剧增，令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相形见绌。因此，当今世界经历真正的金融全球化只不过有15年时间左右。

表面上而言，解除资本流动的限制具有坚实的逻辑。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大量的投资机会，但是却缺少储蓄。外国资本流入可以让这些国家利用富国的储蓄，提高其投资比率，并且刺激经济增长。此外，金融全球化还将让穷国平稳渡过与进出口货价比率巨变以及其他时运不济相联系的繁荣破灭的周期。最后，承受金融市场戒律将会让某些无所顾忌的政府有所收敛。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独立学者所作的研究表明了几个疑点和窘境。例如，难以发现证据表明解除资本流通管治的国家因此经历了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许多新兴市场的投资比率出现了下降。总体而言，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也并没有稳定消费。

最为有趣的是，最近几年中表现最佳的国家却是依赖外国融资最少的国家。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的超级明星，拥有巨大的经常帐户盈余，这就意味着中国是向世界其他各地的净贷方。在其他高增长国家中，越南的经常帐户基本持平，印度则只有些许赤字。在拉美，阿根廷和巴西在最近几年中一直有较高的对外盈余。实际上，历经多年的净借款国，它们成为净贷方，而对近年来的资本市场突发事件能够从容应付。

为了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需要对在大多数穷国保持投资和经济增长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标准的情形是发展中国家储蓄受到限制，促使资本流动自由化，而事实是资本却是在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中，资本向外输出，而非流入。这一情况表明限制存在于其他地方。最为可能的是，真正的限制在于投资方面。

主要的问题看起来是缺乏创业精神以及投资工厂和设备的倾向低下，特别是提高可以在国际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产品产量。凯恩斯称之为“低下的动物精神”。这一缺点之后隐藏的是与低收入环境中产业和其他现代部门活动相关的各种体制和市场扭曲。

当国家遭受低下的投资需求之时，允许资本自由流入无济于事。这些国家中的各行各业所需要的并不一定是更多的融资，而是各企业所有者对更多利润的预期。实际上，资本流入可能适得其反，因为，这可能使得本国货币升值并且使得出口活动的生产利润减少，从而进一步削弱投资的激励。

这样，允许资本自由流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模式就是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投资变低，最终经济增长减慢(一旦由资本流入所带来的消费繁荣结束)。与此相反，像中国和印度等避免资本大量流入的国家力保具有高度竞争力的本国货币，从而维持了利润率和较高的投资水平。

对于那些还没有跃向金融全球化的国家而言，教训是很明显的，那就是防患于未然。没有任何东西比没有竞争力的货币更能够扼杀经济增长，也没有任何途径比资本流入激增更能够导致货币升值。

对于做出转变的国家而言，选择更为困难。当资本自由流通之时，管理汇率就变得更为困难。但是这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决策者理解汇率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把资本流动置于竞争力的要求之下就可以了。

鉴于世界上的“新兴市场”为了避免金融波动所投入的工作，它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就是，金融自由化的益处究竟何在？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