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 ——

恐怕，最好地来看待金融危机的方法就是把它看做是投资者在私人金融市场中风险承受力的一种崩盘。这种崩盘的原因或许是金融公司内部混乱的监控，在政府潜在的担保下，过于慷慨给与冒险者的巨大经济回报；或许是经过长期的幸运之后，大家都变得过于乐观；或许简单地归结于大家一种非理性的恐慌行为。

不管原因如何，市场对风险的承受力一旦崩塌，金融资产的价格也会随之一落千丈。每个人都会因此而损失巨大，但都不知道损失是如何产生的。在此环境下，购买 —— 甚至是持有具有风险的资产无疑是金融灾难的所在。同样的，不论这个公司在市场上的股价过去是多么的“安全”，现在购买或是持有公司的股权都难以幸免于难。

价格的崩盘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程度或许不同，但价格体系的变化却对实体经济产生一定影响。价格体系变化告诉我们：停止有风险的产品，不要再参与新的有风险性行为。

但是，并没有这样一些安全，可靠，成熟的公司来接受了所有从风险行业中裁员的员工。一旦工资水平降低，这就意味着劳动力供过于求，局面更加恶化。一般性的通缩会导致过多的金融中介机构关门，使得过去一些安全的资产也变得具有风险。

自从 1825 年起，除了 1930 年代的大萧条之外，央行对此一般的做法都是如此：将风险性的金融资产保值，防止金融市场的风险波及到实体经济上，关掉风险性的企业，避免冒险性投资。

这种做法一直有所争议，因为它奖赏了那些制造风险资产的人，许多对风险保持警惕的人反而因为危机而承担了后果。但要想有效的救助，只能这样做。在让那些风险资产的业主破产的同时，也就是对实体经济的活力关上 了大门。

政治问题可以如此平衡：正如美联储副主席唐 • 科恩说的那样，要想给几千个金融冒险家一个教训，那就会导致美国数百万个工作岗位，甚至全球数千万个工作的丧失。金融救助即便是那些不值得救助的人，但如果大家都可以受益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 —— 尽管那些金融冒险家是最大的受益者。

但有一种情况不能接受，那就是救助了那些冒险家，却给其他重要团体带来损失 —— 例如纳税人和工薪一族。这样的情形如今非常普遍，特别是在美国。

我们很容易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当 1994-1995 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之时，当时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杰克 . 坎普攻击克林顿政府的戈尔副总统对墨西哥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时，戈尔答道，美国在此交易中赚到 15 亿美元。

同样的， 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中，当克林顿的财政部长鲁宾和 IMF 总裁康德苏对纽约银行实施救助时，也饱受责难，他们回应道，我们没有救助当时真正的投机祸首俄罗斯，我们是救助自己人，没有救外人，同时，纽约银行必须给北朝鲜额外的资助，此次救助化解了全球性危机，于是每个人都获利颇丰。

然而如今，美国政府却不能以此作为借口：政府官员不能说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得以化解；也不能说他们拯救自己的银行 —— 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除外 —— 他们迫使冒险者破产；更不能说政府在交易中赚到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