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各国的中央银行行长们组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俱乐部，他们习惯于赶风潮。在八十年代早期，他们深受弗里德曼鼓吹的货币主义简单化经济理论的影响。货币主义名声丧失，那些推崇这一理论的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那以后，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理论。

    “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应运而生。这一理论主张，只要价格增长超过设定的水平，利率就应该提高。这一粗糙的药方不是建立在经济理论或者经验主义证据的基础之上。人们没有理由预期，无论通胀的源泉为何，最佳的应对措施就是提高利率。人们希望大多数国家有足够的理智不去设定通货膨胀目标。对于那些实行通胀目标国家的不幸公民我表示同情。(那些以这种或者那种形式设定通胀目标的国家有：以色列、捷克共和国、波兰、巴西、智力、哥伦比亚、南非、泰国、韩国、墨西哥、匈牙利、秘鲁、菲律宾、斯洛伐克、印尼、罗马尼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冰岛以及挪威。)

    如今，设定通胀目标受到了考验，而且它几乎可能通不过考验。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更高的通胀率并非是因为宏观管理不善，而是由于石油和食品价格在窜升。与富国相比，这些项目在平均家庭预算中占据更大的比例。例如在中国，通胀正在迫近8%或者更高。在越南，通胀甚至更高而且预计将会在今年达到18.2%。印度的通胀是5.8%。与此相比，美国的通胀是3%。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提高利率大大超过美国呢？

    早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在绝大部分而言是输入的。提高利率对农作物或者燃料的国际市场价格并不产生什么影响。确实，鉴于美国经济的规模，其经济放缓对于全球价格的影响肯定会大于任一发展中国家。这就表明，从全球角度而言，美国的利率而非发展中国家的利率应当提高。

    只要发展中国家保留在全球经济之中并且不采取措施限制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当国际大米和其他农作物价格显著上升的时候，其国内价格肯定也会显著上升。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高昂的油价和食品价格构成了三重威胁，也就是不仅进口国家不得不为农作物付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要支付更高的运费并且在交付给那些远离港口的消费者的时候还要付出更多。

    提高利率可以降低总体需求，这样可以减缓经济并且限制某些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升，特别是并不交易的商品和服务。但是，除非这些措施运用到不可容忍的水平，它们本身并不能够把通货膨胀降低到设定的水平。例如，即使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以更为温和的速度提高(比如说每年20%)并且在国内价格上体现出来，把整体通货膨胀率降低到例如3%将会要求其他地方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这几乎肯定会造成显著的经济放缓以及高失业率。治疗还不如疾病好。

    那么人们应当做什么呢？首先，政坛人物或者央行行长们不应当因输入通货膨胀而遭受职责，正如我们不应当在全球环境良好的时候赞许他们为低通胀做出成绩一样。现在人们认识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对于美国当前的经济糟糕形势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他有时候还因为其任期内美国的低通胀而受到赞扬。但是事实是，在格林斯潘年代，基本商品价格下滑而且中国的通货紧缩帮助限制了制造业商品的价格，美国从中受益。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高物价会造成经济紧张，特别是对于那些低收入人士而言。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骚乱和抗议正式这一局面最差的表现。

    贸易自由化的鼓吹者们强调它的优势；但是他们对于其风险从来都不是开诚布公。市场对于这些风险通常并不提供足够的保险。我在25年以前证明，在可能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有可能让所有人都日子更加难过。我并不是主张保护主义，而是提出忠告，也就是我们必须清楚负面风险并且准备好应付它们。

    在农业问题上，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让消费者和农民免于这些风险。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机制性结构或者资源也这样做。许多国家正在实施出口税或者禁止出口等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帮助了本国的公民，但是其他国家的人要付出代价。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反对全球化的更大浪潮，西方国家就必须立即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生物燃料补贴鼓励了把农田从生产粮食转移到生产能源。这一补贴必须予以取消。此外，花在补贴西方国家农民身上的数以亿计的钱现在应该用来帮助更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来满足其基本的食品和能源需要。

    最为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需要放弃设定通货膨胀目标。迎接不断上升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斗争已经够艰巨的了。通胀目标带来的经济疲软和失业上升对于通货膨胀不会有什么影响；这只是让在这些条件下生存的任务更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