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布什总统在2002年1月发表“邪恶轴心”演讲后确定了中东政策的制定模式，现在该模式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布什用与“温和派”结盟来打败“极端主义者”的外交政策范例——一个极其需要缺乏想象力的以色列领导层和害怕激进变革力量的阿拉伯国家（这些阿拉伯国家由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领导）支持的模式——已经失败了。布什期望通过经济制裁、外交孤立和军事行动打败的“极端主义者”已经取得了胜利。现在，“温和派”必须调整他们的政策了。

以色列和美国将哈马斯从加沙驱逐出去的努力以及迫使哈马斯接受条件以换取结束对其的国际封锁都彻底失败了。因为担心侵入加沙进行街头巷战的代价，以色列由此使哈马斯取得了一个策略性的胜利。以色列接受了由埃及政府——它担心伊朗对与之接壤的加沙的影响力——作为中间人促成的停战协定，该协定不仅给予了哈马斯政治合法性，破坏了国际社会不与哈马斯这样的原教旨团体谈判的政策，而且允许哈马斯继续重整军备。事实上，哈马斯现在对以色列的城市中心区域和军事设施构成了战略性的威胁。

以色列于2006年在黎巴嫩袭击真主党的战争——该战争得到了美国以及整个阿拉伯“温和派”阵营的支持——不再是一个成功。事实上，真主党不仅在军事实力上变得前所未有的强大——要求真主党裁军的安理会1701号决议已经成为完全失败——而且，在政治上比战争前更有活力。真主党的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Hassan Nazrallah）善于将黎巴嫩的政治、宗教和民族主义编织起来加以利用，他现在是黎巴嫩毋庸置疑的首领。

“邪恶轴心”的另一成员、支持真主党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也干得不错，谢谢。不单单是以色列和美国，还有埃及和沙特阿拉伯，都曾希望他们反对的这个许多区域激进运动——从哈马斯、伊朗，到黎巴嫩的反西方势力——的伙伴的政治死亡。但是，阿萨德已经从2005年叙利亚被迫从黎巴嫩撤离的挫折中成功走了出来，并且成为一个没有他就无法建立黎巴嫩政府、无法选举黎巴嫩总统的中间人。

这，以及正在土耳其进行的与以色列的间接谈判——鉴于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的政治软弱和布什的跛脚鸭处境，阿萨德知道这次谈判不会取得重大成果——已经帮助叙利亚打开了欧洲的大门，而阿萨德也曾在欧洲是一个被排斥的人物。此外，因为美国急于恢复在中东政治中的影响力，它现在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它的态度，并且同意主管近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大卫·韦尔奇（David Welch）和叙利亚对以色列的首席谈判代表里亚德·达乌迪(Riad Daoudi)进行会谈。

美国通过一个无效的制裁机制迫使伊朗停止其核计划的企图，和试图孤立该地区的极端主义者的其它计划一样，都不成功。事实上，美国现在完全改变了在伊朗停止其铀浓缩活动之前不与它谈判的立场。

美国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William Burns)参与欧洲和伊朗的对话，以及美国计划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向德黑兰派驻外交官，代表了美国政策的重大变化，并暗示以色列不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由于深陷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已经没有心情开辟反对伊斯兰世界的第三个前线。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伦（Michael Mullen）将军警告说，以色列袭击伊朗的后果“将会对我们产生极大的压力”。

随着其受意识形态驱使的外交政策的失败，布什最终决定不对与叙利亚和伊朗交往的好处视而不见了。不管叙利亚可能在阿拉伯世界中是多么地孤立，不管其同盟伊朗遭受着多么严重地围困，这两个国家都在维护中东稳定中起重要的作用。它们在黎巴嫩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它们在安抚伊拉克中可以起作用，它们能影响势力强大并且是重大不稳定因素的非国家组织——例如哈马斯和真主党——的态度，并且，它们对哈马斯的影响力对维护稳定的巴勒斯坦前线至关重要。而且，与伊朗交往也是避免该地区的核灾难的唯一途径。

当然，政治紧张状况的全面缓和反映了布什政府另一个错误想法——即“邪恶轴心”是一个只对散播邪恶感兴趣的失去理性的联盟——的消散。追求激进的目标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国家的行为也是非理性的。叙利亚和伊朗都不会——事实上，甚至北朝鲜都不会——从国际社会的排斥中受益，并且，它们都完全明白孤立的经济后果。

它们的政策不仅仅是关于传播恐怖主义和革命，而是关于推进通过谈判可以获得的利益。它们都没有忘记不稳定的政治的界限，并且，很明显，它们在期待着一个愿意关注它们的政治和战略担忧的更加对话导向型的美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