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欧洲人看亚洲主要是将其作为欧洲艺术家们的灵感来源，抑或是实现他们帝国野心的主要目标。而对于亚洲人，欧洲要不是现代化的楷模，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要不就如中国人所认为的，是腐朽没落的晴雨表。一个世纪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令至少亚洲的一小部分在欧洲人的眼中变为科技与工业迅速发展的地方。现在，21世纪的头10年，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以及欧盟的身份和信任危机，亚洲人眼中的欧洲以及欧洲人眼中的亚洲都有了巨大的改变。

亚洲的著名人士，如新加坡前领导人李光耀就警告欧洲人如果继续现在的道路，欧洲除了旅游业以及高尚私人宅第外将一无是处。这位居住于香港和伦敦两地的著名中国商人说得很具体。几周前在巴黎一次由商界要人和政界领导人参加的私人聚会上，他说，“你们欧洲正在沦为第三世界国家，你们将时间花在错误的问题上¾¾宪法、福利状况、养老金危机¾¾你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了系统性的错误答案。”

欧洲人对亚洲的普遍观点，特别是对中国，就更加复杂，并且在头脑清醒的改革者、新兴且令人尊敬的竞争对手以及完全的意识形态排斥间摇摆不定。1968年5月，法国的学生们¾¾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人¾¾他们走上街头打算创建一个新世界。他们梦想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那个处在残酷且失去理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他们这种荒谬的巴洛克式的痴迷既是他们对毛泽东一无所知的产物，也是他们对自己这个繁荣社会，这个几乎看不到失业的社会所产生的一种厌倦。

相比之下，今天，这些人的后代们却在公开批评亚洲资本主义模式。昨天，中国是乌托邦革命者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指向标；今天，它成为新一代乌托邦式反革命者们（主张维持欧洲现状者）心目中超自由主义带来的报应。最近走上街头的示威学生们并不想成为中国和印度。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念，拒绝放弃得来不易的社会保障。

欧洲经济巨头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却与此截然不同。他们现在已经充分认识到他们那略带怀旧意味的后殖民主义观点，那种将这些国家视为巨大出口市场以及廉价劳动力储备库的观点已经过时。中国和印度已经成为真正意义的竞争者，他们值得尊敬，如果不是纯粹的惧怕。以汽车制造业为例，他们的质量、成本、运送时间都已经达到欧洲的水平。欧洲在纯科学方面还保持着优势，比如制药工业，但新兴的世界级公司，特别是印度公司，越来越有能力招收MIT和哈佛毕业生。但他们却依然保持着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进而保持着国际竞争力。

不幸的是，尽管欧洲领导人认识到来自亚洲的挑战，他们并没有能够利用这一点作为不可阻挡的国际化进程的现实测试，或者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警觉起来。事实上，可以公平地说，欧洲政治家们，除了托尼·布莱尔等少数人外，他们在观念转变上无法赶上亚洲革命性巨变的步伐。欧洲的政治领袖们缺乏长远战略眼光又痴迷于眼前利益，他们大多不能赢得其亚洲同僚的尊重。相比之下，在亚洲人眼中，欧洲公司却更加受到青睐。

当然，欧洲大陆从未埋葬过自己的历史，也从未对民族主义魔头关上过大门。但欧盟在亚洲人眼里依然是和谐、平静、繁荣的典范。但如果欧洲的表现持续低迷，那么这种观念还能延续下去吗？也许亚洲会将欧洲人视作威尼斯的政治翻版¾¾一个带着怀旧心情去感伤昔日辉煌并瞻仰其博物馆般实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