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罗奥图——富庶的欧洲和美国，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王冠上的宝石，目前正在赤字和债务泥淖中愈陷愈深。原因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已经不堪重负，而美国正在走在不堪重负的路上。欧洲在为防止金融危机蔓延作斗争，而美国则在忙于削减创纪录的赤字，它们的债务水平非常危险，已经到了威胁未来生活水平、束缚国内和国际政治制度的程度。评级机构在威胁将进一步下降信用评级；其他人则在想象欧元崩溃和/或美元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终结的情景。

据经济学家罗格夫（Ken Rogoff）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估算，如果一国债务-GDP比率达到90%，那么该国增长前景就相当堪忧了。希腊的负债率已经超过了120%，意大利大约为100%，美国为74%（几年前还只有40%）并且在迅速向90%靠拢。IMF估计，负债率每升高10个百分点将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0.2个百分点。因此，40—50%GDP幅度的债务增幅将令西欧部分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率腰斩，令美国长期增长率下降三分之一，将对整整一代人的生活标准带来严重打击。

更坏的是，银行损失负担迟早要被社会化，未来公共养老金和医保将入不敷出，而这一切通常都会在官方债务数字中被淡化。此外，次一级政府的财政问题（比如美国和西班牙情形）将向中央政府伸手要援助，这将进一步增加中央财政的压力。

在欧洲，德国和荷兰等财政状况良好的国家的选民对政府、银行和债权人的援助非常不满。美国选民在传统上比欧洲人更喜欢小政府、低税收（也可以说欧洲人对大政府、高税收的忍耐力比美国人高）。财政援助、支出上升和国民债务爆炸激起了民众的愤怒情绪，即使是民主党（该党传统上支持大规模支出）也开始谈论削减赤字了。

美国上一次经历深度衰退是在1981—1982年，当时失业率峰值比这次衰退还要高，民主党猛烈地抨击了罗纳德·里根总统相当于GDP的6%的赤字。如今，共和党对奥巴马总统10%GDP的赤字展开了口诛笔伐。类似的政治和严厉手腕在欧洲国家也屡见不鲜。

简单地用对政府规模的偏好来区分政党掩盖了复杂的党内斗争。美国共和党内就存在三类财政保守派：供给面减税派、限制政府支出派以及预算平衡派。历史上，这三派之间经常为战术和战略发生争论，但是，由于赤字无非是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额，因此它们之间又有着非常深的联系。事实上，由于所有未来税收收入之和（贴现到现在）必须不小于所有未来支出与国民债务之和，因此保持税收水平相对较低的唯一方法只有控制支出。

长期以来，不管是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在政治联盟战略上，民主党一贯支持更多的政府开支，让更多的人民得到更多的好处。与此相对，共和党一直拥护低税收政策。因此，毫不奇怪，共和党在运用手中的选票阻止债务上限提高，从而达到迫使福利支出有所削减的目的，而奥巴马和民主党议员则运用选票来提高税收，其中不乏分裂反对派联盟的目的。

高债务、低增长是十分可怕的。债务利息支出将越滚越大直到债权人要求更高的利息（两年期希腊债券当前收益率超过30%）。目前美国国债利率仍然很低，因此这一威胁还比较遥远，但一旦利率正常化以后，未来赤字将会远高于政府的预测值。

最好的对策是严格控制预算，并辅之以提振增长的结构性改革。在所得税堪称主要经济体之最的美国，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联邦税改革已被提上了议程。在欧洲，结构性改革的关注点是提高退休年龄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

政府、金融机构和家庭的去杠杆化是经济复苏疲软的主要原因。但增长疲软意味着税收收入减少以及缓冲艰难光景的支出需求增加，这会对政府预算造成更大的压力。

这是一场赌博，赌的是扎实持久的复苏能迅速地重塑银行和家庭资产负债表，从而避免进一步援助。但是，从目前的情形来看，赌局并不如人们希望的那样乐观。

银行利润连连，它们以极低的利率借入（通常是向中央银行），然后以较高的利率贷出。但是，尽管实时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可能高估恐慌时期的与其损失，但当前值通常只是会计和政治把戏。必须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准政府抵押贷款巨擘）以及一些美国疲软银行（也包括一些欧洲银行，它们比美国银行更疲软、资本充足率更低，最近的压力测试就是不温不火的第一步）采取后续行动。

银行体系需要更多的资本。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私人资本——来自留存利润、新市场进入者、新所有者以及新投资。但某些机构可能免不了要被注入更多的公共资本（尽管公共资本的滋味可不怎么样）。

除此之外，欧洲和美国的债务困境再次证明了这一事实：当选官员眼里只有短期利益，根本不会顾及长期成本，他们只有在被迫时才会采取行动，而做法一定与经济学和数学定律格格不入。这意味着经济动荡和政治剧变会持续很久，远不是今夏美国债务上限和欧洲受困主权债务人争论所能解决的。这些争论仅仅是持续斗争的第一阶段，其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后果将会在未来多年内逐渐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