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经济都不是独立于法律、道德和政治规则之外的与外界无关的封闭领域。实际上，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往往出现在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临界点。 但上述规律在经济过程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这种相互作用最显著的特征是其不服从力学定律，而服从热学定律，尤其是能量扩散定律，根据这条定律，能够转化为机械做功的自由能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减少¾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而“热寂”是这一过程终结时不可避免的归宿。在已故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对经济过程和自然环境关系探索性研究的启发下，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几位研究人员曾尝试制定适用于经济和社会的“能量扩散”理论，但他们的努力似乎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

能量扩散论认为经济过程会以多种形式与自然界相互作用，从而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我们不断开采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储备（比如石油和金属矿藏），以超过自然资源再生能力的速度从事开采活动，导致其他资源（比如水和耕地）的质量退化或发生改变。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使得经济发展的速度能够摆脱生态再生速度的束缚，从而加速了包括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在内的生物环境的恶化进程。

能量扩散定律表明，我们将把已经遭到破坏的自然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而比起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们留给子孙的遗产也许更难满足他们的需求。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比如，我们有权根据哪些原则来要求中国和印度压抑自己的经济活力，从而减少对全球自然资源的占用？归根结底，先进国家增长速度放缓并不来源于有意识的自我控制，而是来源于更高的生活水平¾以及缺乏解决自身经济失调问题的能力。

我们无权把指定的生态节奏强加给比我们贫困的民众，因为事实是虽然我们已经放慢了速度，但曾几何时，我们也是依靠那样的速度才完成了财富的累积。出于同样原因，经济收缩、甚至停滞，也并不是发达国家的解决方案：因为那将意味着我们或者接受已经存在的不平等，或者强制推行一种旨在实现资源平等再分配的制度。归根结底，这两种选择背后所代表的是一种不可容忍的玩世不恭，抑或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理想境界。

但令人高兴的是，能量扩散定律并不是决定我们发展的唯一要素，知识和技术进步的积累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¾和不可再生资源储量的减少及环境质量的恶化一样，知识和技术进步的进程同样也不可逆转。因此，经济发展会伴随资源的退降，但也会伴随着知识的产生、系统化以及传播，而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就存在于这两种动态过程的夹缝之中：我们所选择的增长速度必须有足够的知识水平作为保障，才能确保整个系统持续运转下去。

但自然和知识一样，也是需要政府干预才能足量“出产”的公众利益。克服世界有限性唯一的方法就是通过投资旨在增加可再生能源、降低现有能源消耗，以及减轻环境侵蚀的教育和研究来尽可能保证资源退降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足够的空间。

人们普遍相信：如果容忍个别国家以破坏整体利益的方式快速致富，那么整个策略将彻底失去意义。但如果策略的目的是管理上述两个动态过程，那么超越生态的限制将有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