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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所预料的世界末日

美国剑桥——考虑一下下列情景。在希腊的左翼激进党派取得胜利后,新一届希腊政府表示想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重新商讨之前协定中的一些条款。但是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坚持认为希腊必须遵守当前条件。

由于害怕金融崩溃日益临近,希腊的存款者们纷纷涌向银行取钱。这一次,欧洲央行拒绝提供救助,希腊银行的现金储备都极度短缺。于是希腊政府建立起资本控制,并且最终不得不发行德拉克马货币以增加国内流动性。

随着希腊退出欧元区,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西班牙。一开始德国和其它国家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他们将尽其所能来阻止西班牙出现类似的银行破产情况。西班牙政府也宣布增加财政削减幅度并进行结构改革。在来自欧洲稳定机制的资金的支持下,西班牙的经济状况又稳定了几个月。

但是西班牙的经济仍然持续衰退,失业率飙升至30%。总理马里亚诺·拉霍伊实行的紧缩措施遭到人们的强烈抗议,致使他不得不进行全民公投。由于他所领导的政府没有得到选举人的足够支持,只好辞职,这样一来西班牙却陷入更深的政治混乱之中。此时德国总理默克尔停止了对西班牙进行更多的帮助,她表示辛勤工作的德国纳税者们做的已经足够多了。仅在很短时间内,西班牙一家银行破产,金融危机出现,该国也将要退出欧元区。

在一次匆忙召开的小型峰会上,德国,芬兰,奥地利和荷兰都宣布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的共同货币——欧元。这只会给法国,意大利和其它欧盟成员国带来更多的金融压力。由于现实中欧元区已陷入了部分解体,金融危机就从欧洲蔓延至美国和亚洲。

在中国这一情景也在发生,因为中国领导人也面临一场他们自己国家的危机。经济的下滑已经加剧了社会矛盾,而最近欧洲态势的恶化又算是火上浇油。随着出口欧洲的订单被大量取消,中国的许多工厂都面临大规模倒闭。一些大城市已经开始了示威活动,要求遏制政府官员中的腐败行为。

中国政府决定不能进一步冒着加剧冲突的风险,于是宣布实施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经济增长,抑制失业率的增加,包括对出口者进行直接的财政补助,并且干预外汇市场来削弱人民币。

在美国,刚上任的共和党总统米特·罗姆尼在随后进行的艰苦拼搏的竞选运动中嘲笑奥巴马对中国经济政策的态度太软弱了。与欧洲经济的蔓延相结合已经导致了严重的信贷危机,而突然间从中国大量涌入的廉价商品都让罗姆尼的团队陷入困境中。罗姆尼没有采取其经济顾问的建议,而是要求对中国出口物征收进口税。那些在动员选民支持中起关键作用的茶党支持者们敦促罗姆尼态度应更加强硬一些,甚至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

再过几年,世界经济的衰退程度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称为第二次大萧条。失业率会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政府由于没有资金来源,只能采取一些会加重别国问题的措施——贸易保护以及竞争性汇率贬值。由于各国都进入经济上的闭关自守,频繁召开的全球经济峰会除了能带来要加强合作的空口承诺,再无其它帮助。

很少有国家能在这场经济毁灭中幸存下来,而那些相对能较好幸存下来的国家都满足三个特点:低水平的公共债务,对出口和资本流动的有限依赖,以及强健的民主体系。这么看来巴西和印度相对而言都属于天堂之地,尽管他们经济增长的前景也极大降低。

在大萧条中,政治上的后果更为严重,也会产生更长远的影响。欧元区的瓦解强迫欧洲政治进行一次重大改组。法国和德国已经公开竞争,看谁能成为对欧洲较小国家产生影响的中心。中间党派为支持欧洲一体化付出代价,却在投票中遭到极右或者极左党派的批判。本土主义者领导的政府开始驱逐移民。

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欧洲不再是耀眼的民主的灯塔。阿拉伯中东地区对独裁的伊斯兰国家的态度有了决定性的转变。在亚洲,中美间经济上的矛盾正扩展为军事上的斗争。在中国南海地区两国间的海军冲突日益频繁,潜伏着可能会爆发成全面战争的威胁。

许多年后,有人会问已经退出政坛隐居起来的默克尔总理,她认为她是否应该在欧元区危机期间做一些不一样的事。很不幸的是,她的答案来的太晚,已经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了。

这是否是个遥不可及的场景假设呢?或许吧,但是这并没有那么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