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更为突出的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当意识形态的终结被庆祝的时候，没有人预见到宗教这个二十世纪前半叶政治的祸根会卷土重来，变本加厉。Daniel Bell 和Raymond Aron 写过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希望我们能进入一个实用主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政治只是争执和辩论的话题，而不是信仰和纯粹世界观的话题。Karl Popper对政治的态度，即一种辩论和批判性的论述开始占据了上风。而在共产主义垮台以后，我们似乎已经很接近于历史的终结，意识形态政治被认为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但是历史并没有终结，并且它永远充满了惊奇。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不到三年时间内相继问世，可是十年以后宗教的回归政治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并且让许多人为此而遭受痛苦。

那些书并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论述，而是反映了真实的发展。当伪宗教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被击败时，真正的宗教，至少看上去是如此，已经早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在某些国家，对宗教信仰正式的忠诚是以姿势和仪式来表现的。然而当美国属于不同信仰的总统们对上帝和国家宣誓时没有人会对此有更多的想法。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每一位新议会成员都要进行基督教的祈祷仪式，作为主持的议长可能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甚至是无神论者。并不是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像法国那样有如此严格的正式的世俗主义，但是它们都是世俗论的。法律是由拥有主权的人民而不是由某个超人或其代理来制定的。

然而，突然间，这一对世俗论的坚持变得不再那么清晰了。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宣称法律必须基于有一个超人存在的信念，或者甚至是基于启示录。美国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已经占据了共和党的大壁江山。在欧洲，梵蒂冈展开游说要在拟议中的欧洲宪法的序言中承认上帝的存在。以色列很久以来就拒绝制定一部宪法，因为其世俗论的公民担心正统的犹太教徒会把他们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们。

同样地，伊斯兰的法律沙里阿以其最不开明的形式进入了像尼日利亚这样有望成为民主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更别提伊朗了。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即伊斯兰教已经传遍了所有其绝大部分国民是伊斯兰教徒的国家。

为什么宗教会回归到世俗论和民主的政治中？

主要原因也许在于世界上开明的国家对它们的价值观甚至就启蒙本身变得不那么确信了。一种道义上的相对论在蔓延着，使得许多人在包容和多元文化的名义下接受了所有宗教团体的禁忌。因为其宗教上敏感性，关于穆罕穆得的漫画书不得出版，莫扎特的戏剧伊多梅纽斯也不被上演；而当它们最终被出版和上演时，却变成了几乎是故意地要加以冒犯的证明。人们能够理解开明的伊斯兰教信仰者（他们为数众多）会不安地发现他们想要在此生活的世界原来竟是如此地脆弱和容易受攻击。

宗教的回归政治以及大体上的回归民众的生活是对在民主体制下颁布的法律的规定以及由此而来的公民的自由权的一个严正的挑战。因此开明的社会对此作出的反应就显得尤其重要。也许对于宗教标志的使用成为公众辩论的议题是正确，尽管我认为佩戴头巾甚至面纱应该是个人自由的一部分，就像犹太教徒戴的小圆帽以及基督教徒戴的十字架。

但是还有一些重要得多的问题存在。首要的就是言论自由，包括说和写会激怒甚至搅乱许多人的事情的自由。为了有助于开明的交谈，对自由言论的限制应该越宽越好。在自由世界，人们不会被强迫去读一张他们不喜欢的报纸或听一段他们不喜欢的演讲，并且他们可以毫无畏惧地反对那些处于统治地位的人所讲的话。

今天对抗启蒙的风潮会很容易就失去控制。那些忠于自由的人现在必须重视并保护它，否则有一天他们将不得不努力抗争以赢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