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一些学术著作，由于至少部分难以言表的原因，在学术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约翰·梅纳尔·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论文《我们子孙后代可能的经济前景》便属于这种情况。

这篇论文的重要性不在于凯恩斯是如何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而在于这些问题的性质本身。资本主义体系自身所发挥的作用能否结束物质的稀缺——进而将资本主义本身推向终点？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可能会以怎样的方式生活？

凯恩斯开始用复利运算法以及复利长期积累后的惊人效果审视这些问题。以2%的增长率来计算，任何数据，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都将翻7.5倍。那么物质稀缺的问题——也就是所有经济学的基础——是否也能随着这一增长而得到解决呢？

对此，凯恩斯的回答很直接——可以，因为这种增长将可以满足他所说的“绝对需求”。的确，凯恩斯清楚地认识到相对需求——“与左邻右舍之间的攀比”——永远不会得到满足，但他认为这些需求并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相去甚远，因此片面追求相对需求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我们应该循序渐近地学习如何“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经济以外的事务之中。”

但在这里，数学计算失效了，人性的复杂又开始抬头。我们该如何定义“绝对需求”？它们是否独立于时间和地点？现在的“绝对需求”与二十世纪之初是否一致？

这正是凯恩斯的论文备受诟病之处。一旦我们摒弃了经济参与者都是鲁宾逊的幻想，绝对需求与相对需求的界线便开始变得模糊，因为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商品是不断变化的。例如，由于医学进步和卫生条件的改善、以及商品质量和花色种类的提高（例如，更安全的食品），人均寿命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对更好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同时也推动着科学进步和技术革新。

凯恩斯在提出“经济问题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的论述时可能过于依赖这种对人类需求的简化描述。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有点夸张，但对于相信经济和社会进步的人来说，它也不无可取之处。至少，物质短缺并不一定事关生死，它所要求只是生活水平和社会凝聚力的提高——不允许因为再分配过程的缺失而危及最贫困人口的生活。尽管如此，物质短缺的问题依然存在，因为所有的事物都不会处于静止状态，世界永远无法满足所有的需求，人类永远在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但凯恩斯的强调口吻说明，他相信自己对需求的分类。最令他感到厌恶的就是把资本主义本身作为最终目标。资本主义是一种有效的方式，但纯粹的共产主义才是所有经济体系中唯一的道德目标。到那时候，“对金钱财产的热爱……将会回归到它的本质，被人们看作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病态，一种半罪恶、半病态的倾向。有这种病态倾向的人会战栗着寻求精神病专家的帮助。”

凯恩斯认为，只有那些可以将他们未得到满足的相对需求升华为更高理想的人才能升入新的天堂。“我们应该尊重那些能教导我们如何抓紧每时每刻为高尚理想奋斗的先行者，尊重那些能够从简单事物中找到乐趣的快乐大师，尊重那些拒绝整日辛苦劳作、也不会昏昏然失去方向的原野中的百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