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为什么是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军舰满载着用于救助受到纳吉斯风暴袭击的灾民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停靠在缅甸海岸的附近，而不是中国或马来西亚的军舰呢？为什么东盟在一场自然灾害袭击了它自己的一个成员国时反应如此缓慢并且孱弱呢？

法国人权事务国务秘书拉马·亚德指出联合国“保护责任”的原则应该适用于缅甸，如果必要的话可以强制适用。而马来西亚反对派领导林吉祥则说亚洲国家不作为“影响了所有东盟领导人和政府的声誉。他们绝对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难道欧洲和美国人真的就是比亚洲人更富同情心吗？

鉴于西方国家骇人的战争记录和常常表现出的残忍的帝国主义，这似乎不太可能。此外，普通中国百姓团结一致帮助四川地震灾区的灾民的行为令人钦佩，还有缅甸人自发组织起来帮助他们的同胞的事迹，尽管他们的军队所做的非常少。佛教像基督教一样提倡同情和怜悯。对别人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绝对是违背任何亚洲文化的。

事实上，当联合国大会在1948年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时没有哪个亚洲表示反对。该宣言主张“尊重人的固有尊严以及接受所有人类大家庭的成员都有着平等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和和平的基础。”

然而，在理解应该如何运用同情心的问题上也许存在着文化差异。人人平等和拥有平等的权利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出自西方文明史，从苏格拉底的“自然公正”到基督教教义再到法国的人权宣言无不传递这样的思想。西方人在历史上并非总是能遵守他们普救说的理想，但是他们现代在欧洲以及之外的地方建立起了用来实施这些理想的体制。而亚洲并没有保护整个亚洲人民的人权的体制，更别说是保护人类了。

事实上，中国人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总是批评西方人把人权用作把“西方价值观”强加给他们以前的殖民地的借口。这种批评在那些专制国家尤其常见，他们的统治者和为它们的体制极力辩护的人把普遍人权看成是对他们专制统治的威胁。但是在亚洲，对普救论的不信任的人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独裁者。

在许多亚洲国家，恩惠总是与义务相伴随的，这也许是为什么人们有时并不喜欢干涉他人的事务的原因。你有义务照顾你的家人、朋友甚至你的同胞。但是普善的思想实在是太抽象了，而西方帝国主义者以及跟随他们而来的基督教传教士那种不受欢迎的干涉在东方国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是他们久久不能忘怀的。

“亚洲价值观”的理念主要是在新加坡官方作者的推动下形成的，这部分是出于对西方普救论者主张的批判。根据他们的理论，亚洲人有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它包含了节俭、对当权者的遵从、个人为了集体利益的牺牲以及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部事务的信念。因此，东南亚各国政府以及它们公众的观点对于缅甸灾害反应的犹豫不决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对于这种思想的一种可能的批评方式就是西方自以为其价值观优越。但是另一种更富同情心的回应应该是展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观念并非仅仅是西方文明所拥有的事物。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曾指出印度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比如公元前三世纪的阿育王和十六世纪的莫卧儿皇帝，在欧洲启蒙运动开始前很久就已经提倡多元性、容忍和理智了。他还指出在民主国家不会出现饥荒，因为信息的自由流通帮助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

毫不奇怪，森对持“亚洲价值观”思想的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然而，有一种很普遍的观点似乎认为民主像普遍人权一样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思想，而亚洲国家的专制体制，比如中国的体制，不仅更适合于亚洲国家，并且更加有效。民主国家的政府常常受到游说集团、特殊利益集团、公众的观点、党派政治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的干扰，而亚洲的独裁者却能够做出不被大众接受但却是必需的决策。

最近在缅甸和中国发生的两场自然灾害是对这种思想一场严峻的考验。中国的表现还不错，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它的政府受到缅甸的事例、围绕西藏抗议所产生的恶劣的公众影响以及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因而允许信息比往常更自由地流通。我们希望这个自由的缝隙在今后能够开得更大。

但是缅甸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东盟也是如此，尽管它们在拖了很久后终于开始投入救援，期望能在恶劣的环境下做出最大的努力。到最后，我们是否将专制体制以及不干涉政策的失败归咎于任何带上“亚洲”记号的事物已经不再重要了。不管根源在什么地方，它所带来的结果却永远值得我们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