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所谓“恐怖战争”时期，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文明冲突”这一概念一直因政治上不准确、知性上固执而遭到驳斥。然而，最常见的解释是，世界已进入一个新时期，其特征是一种特定文明“内部”的冲突，即伊斯兰连同原教旨穆斯林对温和主义者争战，一如对西方国家争战。

上述分析所得出的战略结论既清晰大胆又易于概括，那就是民主化。如果伊斯兰世界缺乏民主是问题所在，那么，将民主引入“大中东”就是解决方案；而且，造成必要的变化正是美国作为最强大、最道德的国家的历史职责。现状难以维持。无论是否改变体制，实行民主是解决混乱状态和原教旨主义兴起问题的惟一备选方案。

今天，伊拉克可能面临什叶派教徒和逊尼派教义之间的内战。伊朗在一位更激进的新总统的领导下，正义无反顾地要取得核能力。自由选举进程将哈马斯推上巴勒斯坦的领导地位，而丹麦报纸漫画的不幸事件却阐明了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到了一触即发的境地。

所有这些事态发展为新的诠释铺平了道路。我们面临的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冲突的多个层面，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是造成全球日益不稳定。

的确，世界似乎正在经历三重冲突。伊斯兰内部存在冲突，如果伊拉克暴力蔓延到邻国，这种冲突就会造成区域动荡的危险。还有一种冲突通常不是描述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冲突，而是世俗社会和日益宗教化社会之间的冲突。在更深刻的返祖遗传层面上，恐慌文化和屈辱文化之间存在情感冲突。

像某些人那样来谈论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显然过于简单化。事实上，我们面临宗教作用的拓展性分隔，这就将西方（美国是例外令人费解）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最明显的例外是中国）特别是伊斯兰世界分隔开来。

这种分隔反映了一个社会宗教是如何确定个人的身份的。宗教在各地日显重要的时候，我们欧洲人很大程度上忘记了我们那（暴力、偏狭）的宗教过去，并且我们很难理解宗教可能在其他人的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我们自己已埋葬的过去，同样埋葬的是无知、偏见，最重要的是，恐慌，“我们”害怕“他们”会界定我们的未来。我们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自由言论很容易转变成不得体、不负责任的嘲讽，而其他人视宗教为其最高目标，甚至是最后一线希望。他们做出各种尝试，从民族主义到宗教狂热，从共产主义到资本主义。既然所有尝试均告失败，何不给上帝一个机会？

全球化可能不会产生这些冲突层面，但会通过使差别更加明显而加速冲突的产生。在我们全球化时代，我们已丧失无知的特权—及反论上的优势。我们都明白别人是如何感觉和做出反应的，但尚未拥有破译那些反作用所必需的最起码的历史和文化工具。全球化已为情感（和无知）的独裁所主宰的世界铺平了道路。

情感冲突在伊斯兰问题上恶化了。特别是，在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受民族和国家所感受的屈辱文化所主宰，这些民族和国家自认为在一种新型的不公平国际体系中遭受了重大挫折，是最严重的受害者。基于这种立场，巴以冲突即为典型。它已成为一种成见。

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人未必确实非常关心巴勒斯坦人。相反，伊斯兰世界数十年来未曾真正支持国巴勒斯坦人。事实上，对他们而言，冲突终归象征不公正殖民秩序的时代错误永存，代表其政治抑郁，并且显示其绝无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阿拉伯人（和其他一些穆斯林人）看来，以色列的实力和复原力是其自身薄弱、分裂和腐败的直接后果。大多数阿拉伯人可能不支持基地组织，但他们不完全反对。相反，奥萨马·本·拉登视为暴虐的罗宾汉很具诱惑力，其行为虽然不可饶恕，却帮助他们赢得了阿拉伯人的自豪感和尊严。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文明冲突：欧洲恐慌文化和穆斯林特别是阿拉伯屈辱文化之间的情感冲突。低估如此广大的情感隔离的深度是非常危险的，而认识其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但这一行动会遭遇困难，因为超越文明社会的情感冲突预示着向“他人”敞开大门，而双方对此可能尚未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