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总统的中东政策毫无疑问地实现了一件事：它已经彻底地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否则，这种结果也完全不是美国所希望达到的。一个民主、亲西方中东不是美国想出的牌。

然而，尽管事情没有朝着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希望的方向发展，但也毕竟在发展之中。那场名为伊拉克战争的历史性失败、世俗阿拉伯国家主义的终结和高涨的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给该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变化。从大马士革到迪拜，从特拉维夫到德黑兰，一个新的中东正在出现。

旧的中东建立在欧洲列强在1918年土耳其帝国崩溃以后所创建的边界和政治认同之上。为它提供驱动力的意识形态力量是受到欧洲启发的世俗国家主义，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行动实现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这种国家主义，或“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冷战中到达了顶点。当时它可以依赖苏联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支持。

它随着苏联的解体而终结，僵化为专制、腐败和低效的军事政权和独裁统治。苏联的解体还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引发了深层的军事危机：没有了苏联的支持作为其军事能力的外部保证，这些国家主义的政权不再能够保持军事现代化的步伐。

这些国家主义政权也因此逐渐丧失了在国内民意中的合法性，由此造成的真空现在很大程度上由非国家实体填补了。意识形态力量和权力潮流的方向也发生了变化，政治伊斯兰教取代了世俗主义，并将社会问题和革命性的反西方民族主义进行有效的整合。

现今，旧的中东仍然能够在叙利亚、埃及、也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法塔赫控制的巴勒斯坦得以保留。新的中东则包括迪拜、海湾各酋长国和以色列，以及真主党、哈马斯和圣战恐怖主义—以及一定程度上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约旦和摩洛哥也正试图将自己与新中东关联起来。

显然，正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新”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而只是不同和更现代。的确，现代化决不意味着是对该地区继续恶化中的冲突的解决之道。相反，这些冲突本身也“现代化”了，这可能使它们比以往更为危险。

这种现代化的方面在2006年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黎巴嫩战争中可见一斑：坦克站在导弹和“喀秋莎”火箭炮面前显得过时了。同时，非国家实体，如真主党、哈马斯和“基地组织”等已经取代了传统军队。而装备了路边和汽车炸弹和炸药皮带的自杀人弹带着他们的AK冲锋枪取代了游击战士。

可能最重要的变化是该地区政治和军事重心的转移。以色列、巴勒斯坦和黎巴嫩是旧中东最重要的热点地区，而伊拉克战争之后的地区权力和政治现在是波斯湾的中心议题。首要的冲突不再是巴以斗争，而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争夺副区域控制权和伊朗与美国之间争夺地区霸权的冲突威胁。的确，当前要在没有伊朗及其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情况下实施任何针对巴以冲突的解决方案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伊拉克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旧中东之间的战略和军事桥梁。美国的干预给该地区造成了四项长远的影响：

u      伊朗的霸权野心被释放，并乘势达到了一个仅靠自身无论如何也无法企及的战略地位。

u      伊拉克的民主化使占大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掌权，而这又极大强化了伊朗的影响。的确，伊拉克战争通过为其注入现代政治意义并将其延伸到整个地区，转变了数个世纪以来的什叶—逊尼派冲突。

u      伊朗的崛起对沙特阿拉伯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威胁，因为该国石油资源丰富的东北地区的人口以什叶派为主。由伊朗控制的巴格达什叶派政府在中期会对沙特的领土完整造成威胁—这种情况是沙特人不能也不会接受的。

u      一旦伊朗成功跻身核国家之列，沙特人业已存在的恐惧就会急剧升级。更广泛而言，常规军力在中东就会大幅贬值，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地区性核军备竞赛。

这种新情况所放射出的威胁是整个英法国家体系在中东的解体。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伊拉克。

尽管面临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以及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种族和宗教对峙，伊拉克是否还能保持统一将是新中东意义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因为伊拉克的分裂将会难以控制；的确，它将造成该地区的全面巴尔干化。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政治伊斯兰教是会朝着民主和接受现代性的方向发展还是继续沉陷在过去的激进主义和符咒之中？当下，这场战斗的最前沿不在中东而在土耳其；不论如何，其结果必定会具有更为广泛的意义。

新中东的出现可能会提供一次机遇以建立一种反映相关各方合法利益，提供安全的边界并用透明与合作取代霸权欲望的区域秩序。如果上述机遇没有出现或没有被把握住，那么新中东将会比旧中东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