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

人们说，如果这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就必须采取全球性解决方案：运转更良好的国际金融体系。而且，因为布雷顿森林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构成了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解决方案必须将二者纳入其中。

强化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遵循两条行动路线。路线之一是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当前，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参与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主要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

路线之二是增强国际机构的软实力，以求让各经济体、尤其是具备系统性重要性的经济体执行更协调的经济政策。这直接涉及布雷顿森林机构、尤其是IMF。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危机过后，强化IMF已成各方共识，1999年的科隆七国集团峰会又授权该机构发挥强有力的监督职能，以确保增大透明度，并鼓励国际收支状况不可持续的国家及早进行调整。

但十年来，99年的授权带来的期望并未成为现实。一些新兴经济体并未让本国货币实现浮动，而是继续实行钉住汇率制，保持低估的币值，以求支撑出口，并积累外汇储备，作为防范危机的保障。

而且，IMF未能说服各国实行与经常项目收支可持续原则相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即使发达经济体也没有充分考虑IMF的建议，美国尤其如此。各经济体、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和石油出口国积累的庞大盈余令美国得以填补其经常项目赤字。盈余的积累还压低了美国的长期利率，助长了其货币状况的扩张性。

正如发达国家一样，新兴经济体也不重视IMF的监督职能，由于海外资产的积累降低了它们对IMF的融资和建议的依赖度，情况就更是如此。举例来说，IMF用了三年时间，至今也未能完成一个关于中国的监督项目。所有这些情况的背景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宣称，它们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代表权不足的状况损害了IMF的合法性。

近几个月，IMF在应对危机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尤为突出的贡献是评估局势的严重性、以及为各国提供外部融资。然而，我们要建成让危机成为罕见特例的国际货币体系，IMF就必须承担更大的预防性职能。

看起来，对于严重外部失衡是本次危机原因之一的观点，一些国家怀有抗拒心理。这种失衡最终表现为美国等国积累的过剩国际流动性，而这些流动性来自中国等国的过剩储蓄。这种失衡刺激了不可持续的消费热潮，并促使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从事不合理的冒险行为，从而助长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严重扭曲和泡沫，制造出本次危机的先决条件。

当前的风险在于，有利于及早对失衡进行有效调整的力量已被削弱了。事实上，现在已很少有人呼吁IMF在防止过度外部失衡的加剧、以及加强各国国内政策的纪律性方面发挥更大职能了。

就此而言，IMF《对成员国汇率政策监督的决定》的修改方式就是一个例证，该决定旨在判断汇率的根本性错位，修改之后的决定增大了监督的自由度、尤其是汇率监督的自由度。这项选择或许看似一种策略，但我认为，这难以增强IMF的职能。

目前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求增大自身在IMF中的发言权，但它们似乎也在暗示，它们希望既能减轻该机构的强制色彩、并削弱其规定融资条件的能力，同时又让其提供更多、更廉价的融资。这样的要求在系统性危机时期或许是合理的，但在正常时期却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现在理应有所考虑的恰恰是让IMF停止廉价、无条件融资的退出策略。

然而，看起来大多数IMF成员国都赞成降低向其融资的难度。加强特别提款权（SDRs）的作用、或用另一种世界储备货币取代美元都有助于促进赤字国和盈余国双方的融资需求。对赤字国而言，这意味着，向金融市场之外的国际机构借款会变得更容易，因而这种新储备货币的发行方将具备某种形式的最后贷款人功能。对希望积累储备的盈余国而言，新储备货币能够降低汇率风险。

但现在还难以判断，如果融资难度果真降低了，债权方和债务方将如何看待过度失衡的风险。真正的危险在于，调整过程会进行得更晚，而失衡加剧的时间会持续得更长。这种情况下，危机就可能更严重，而调整过程将更痛苦，正如上一种世界货币体系即金本位时期的情况一样。

可行的国际金融体系需要一种失衡控制机制。而这种机制的一个要素就赋予IMF两方面重大职能：一是强力、有效的监督职能，以预防危机，二是以负责任的方式向需要的国家放贷，但需要对借款国行为进行恰当的限制、规定恰当的条件。

我们无需重复劳动，只需履行十年前的承诺。我们不应为应对本次危机的短期挑战，而偏离了防止未来灾难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