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你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不要让你自己被那些很久以前遗留下来的势力所操纵，因为它们会将你所创造的一切彻底摧毁。”40年后，当时还是巴黎第十大学助理教授的让·鲍德里亚在1968年3月22日所说的一番话仍然很有现实意义。

这样说也许会让我的支持者和那些难以抗拒“革命”诱惑的人大失所望，但我并不是据说发生在1968年的那场革命的领袖。忘了它吧：“68”年革命已经结束——它已经被鹅卵石彻底地掩埋，即使那些石头曾经创造过历史，带来过我们社会的巨大变革，68年革命已经结束的事实也根本无法改变。

我的说法开始时可能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在接受《新观察家》杂志记者让-保罗·萨特采访时我明确表示，我只不过是那次反抗运动的传声筒。因此，“68”年革命标志着革命神话的彻底结束——这对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的解放运动来讲是个福音。归根结底，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以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反抗运动为特征的世界，而“68”年革命则是全球首次通过广播和电视进行实况转播的反抗运动。

 “68”年革命所带来的变化首当其冲地影响了传统文化、顽固的道德准则和权威机构的等级原则。它改变了社会生活、改变了生存方式、谈话方式、恋爱方式，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尽管“68”年革命的涉及范围如此之广，但那次行动却成功地避免了使用暴力，其目的是创造出一种新的革命模式。学生、工人和普通家庭——人人都有自己的合理要求，而所有人的要求都在寻求解放的共同愿望中会聚在一起。

反抗是政治表达的一种方式，但反抗的目的却不是为了夺取政治权力。事实上，这次反抗的存在主义本质使得它“在政治上很难做出解释。”推动那次运动向前发展的对自由的渴望必然地摆脱了古老陈旧的思维方式。作为结果，墨守成规的政治传统无法从这次运动中获得任何收益。

在法国，保守主义无论是在左翼还是右翼都如此根深蒂固，而左右两翼都并不了解那次运动的真正含义，而只能生搬硬套一些老掉牙的革命解释。至于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流传甚广的自我管理乌托邦——与早已陈旧过时的历史事例联系在一起——看上去更是彻头彻尾的不合时宜。从对政治机构和议会制度最初的抵制开始，我们只有到后来才明白民主的挑战在于占领一个政治上被“标准化”的领域。

面对着无政府主义者，面对着他们禁锢思想的保守主义政治原理—— “选举是傻瓜的陷阱” 的著名口号是保守主义政治原理的真实反映——面对着共产主义政党，面对着共产党最终与极权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革命理想，戴高乐将军在选举中获胜之后，1968年5月的未来只能再次回到右翼的政治道路上去。

这是一场政治上的失败，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撼动了我们过时的社会、道德和国家原理。那次革命挑战极权主义，并在典型的法国双头权力架构的核心部位引发了一次大爆炸，曾几何时，这种双头权力架构把戴高乐主义和控制工人阶级的共产党结合在一起。于是，动乱的激进主义最终解放了生活的乐趣。

随着新一代人的成长出现了书写在墙上的全新政治创意和诗意标语。吉尔·卡隆著名的摄影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次反抗运动的超现实主义本质，在他的摄影作品中，防暴警察脸上那个傲慢无礼的微笑颠覆了人们约定俗成的僵化秩序，使这些公认的秩序显得十分荒谬可笑。

当然，也有些人从未停止过对那5个星期疯狂和喜悦的忘我迷恋，此外还有人仍执着地等待着“68”年革命在上帝才知道的哪个日期最终达到高潮。

从个人的角度讲，我很早以前就已经接受了“现实的原则”——既没有怎么留恋过去，也没有忽略“68”年革命的重要意义。因为“68”年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连接两个时代的反抗运动。它打破了保守主义和极权主义思想的统治，允许个人和集体自治以及自由的愿望得以尽情的表达。如果单纯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回顾“68”年革命？是的，但也只是为了理解它的意义、它的范围，以及保留那些在今天看来仍有意义的东西。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3年以后，不同种族和肤色的法国民众对将我驱逐出境的举动表示抗议，声称“我们都是德国犹太人”，这样一个事实的确发人深思。

可是这并不能够成其为把今天的每次抗议运动与“68”年革命进行草率比对的合理借口——更不用说把今天的抗议活动与“68”年革命混为一谈。在经历了4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抗议活动的背景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冷战时期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和工厂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独裁工会、粗暴对待同性恋人群和妇女只有在征得丈夫的许可后才能工作和开立银行帐户的落后现象都已经一去不复返。

那个世界已经被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所取代，这个多极化世界中存在着艾滋病、失业、能源和气候危机等等诸多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允许新的一代确定他们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并且为之奋斗到底。

有些人把当今世界的一切罪恶归咎于“68”年革命，脱下那次革命的神秘外衣也就等于剥下了这些人别有用心的伪装。因为“68”年革命的一代在墙壁上写下“任何一种禁止行为都不被允许”，于是有人就把城市暴力、极端个人主义、教育危机、行政人员的“黄金降落伞”、权威影响力的减退全部归咎于“68”年革命，同样可以归咎于“68”年革命的还有气候变化——如果这样做能够帮助他们逃避一些问题，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