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

对于埃及来说，当前的问题是这个国家是建设成为一个开放和民主的政治体制或复归某种形式（新的或旧的）的专制制度。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对埃及人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研究发展问题的专家而言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是这场革命对经济的影响。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一些主要的国际发展组织的核心工作就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 。强大的金融市场可以将储蓄的资金用于最大限度地刺激经济增长的地方。而这种能力已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少数几个起关键作用的先决条件之一。金融系统的作用就是要大大地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历史学家指出，金融革命能够为经济发展打下坚固的基础。如光荣革命后17和18世纪的英国；18世纪90年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建立起基本的金融结构后的美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等等。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数十名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艰苦的研究工作，想要能清楚是什么因素使得金融市场发展及什么因素使得金融市场倒退。很多人认为责任主要在如法院和税务机关这类机构上。其他人则强调公司法的作用。还有一些人认为原因是相关政策，如贸易开放度或减轻税收的政策等等。所有人都称颂对财产权的保护起到了良性作用。

然而，当人们观察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状况时，其结论令人失望。尽管一些国家建立了法院系统，改善了税务机构的办事效率，并开始处理腐败问题，但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却是不平衡的。

更糟糕的是，一些理论认为能够促进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因数所引用的例子来自美国、英国和日本。在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美国和日本，金融市场得到了飞跃发展，但几项关键的制度，如公司法和法院系统，其标准却是极其低下。

19世纪美国的法院特别腐败，有时根本就不能公平裁决，往往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相干。但美国的股票和债券市场却获得了快速增长，建立了横跨美洲大陆的金融公司，获得了美国经济运作、扩张和工业化所需的资金。联邦证券法是对外来资金提供保护的一项核心性法律制度，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项法律才到位。这时距美国金融市场成长壮大并为美国经济崛起提供资金保障已经过去了数十年。

英国和日本似乎都遵循与此相同的顺序：金融市场先建立起来了，然后保护性的法律制度才陆续跟进。日本在19世纪末复杂的商业金融开始发展起来之前根本就没有公司法。然而，这种顺序与人们的预期恰恰相反：只有在金融市场发展起来后，那些在金融市场中有了股份的人们才会迫切要求建立更完善的法律体系，以保障投资者的资济安全。

因此，在英国、日本和美国，在金融市场开始运作之前一定有某种更基本的东西在发挥作用。当这些东西出现的时候，就必然影响到哪些国家最有可能获得雄厚的资金，而哪些无法获得。

这所谓的“某种东西”现在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基本稳定的政治局面，而最好是基于民主的稳定。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非正式机制（如可靠的名声，行业协会和股票等）可以促进金融交易的发展。投资者和企业并不担心新政权会夺取权力并取消所有（或过多的）风险投资，导致他们的投资遭受损失。

根据哈佛商学院的约旦·西格尔（Jordan Siegel）与我在即将发表的一片文章中的分析，在现代，民主政治的不稳定性和金融业的倒退存在着数据上的关系，这种关系明白无误地表明了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性往往导致金融市场发育上落后。稳定的民主政治是金融市场发展最重要的先兆。

这一发现揭示了一个深澳的逻辑关系。即使所有金融制度都正确无误，如果投资者们担心在其投资过程中出现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政权更迭，也几乎不会有人拿自己的钱去冒险。

更重要的是，胡斯尼·穆巴拉克的埃及所展示的严酷的稳定类型对于真正的金融发展往往很不够。独裁政权，尤其是存在严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均现象的独裁政权，从本质上就造成了一个恣意、不可预测和不稳定的风险。他们本身就独断专行。所有人都知道目前的稳定表象下潜伏着爆炸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改变制度并使规模巨大的投资出现贬值。由于金融家与储户对未来信心不足，这些政权无法建立并保持金融发展所需的坚固基础。

相比之下，拥有广泛的财产所有人参与的民主体制通常情况下能够对财产权产生最佳的长期保护，原因是这样的政体中有足够多的人想要保护（自己的）财产。

这套博弈规则同样适用于金融市场。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政体具有连续而稳定的利益关系去保持这些规则，并使其对金融及经济增长起到作用。

那么说这些对埃及又有什么意义呢？埃及迄今为止的革命是政治，而非经济。然而， 如果这场革命导致了一个更加开放、民主和中产阶级为主的政治制度，足够多的人相信他们与一个政策连贯的政府有密切的利益关系，则这场革命对埃及人带来的经济上的好处可能很大。埃及的金融市场将有可能取得蓬勃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将可能是经济更迅速和更合理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