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就在欧洲货币联盟启动前，欧洲中央银行管理委员会（ECB）采纳了面向稳定的货币政策战略。这一战略由三个要素组成。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欧洲央行首要目标的明确责任，即保护价格的稳定。 价格稳定就是 在一个中期阶段内每年的价格水平增长不超过2%。

其他两个要素很快因为其“两个支柱”的名头而闻名。它们是 评估影响价格稳定目标的风险 的一种手段。货币分析支柱由来自各种各样的货币和信贷合计信息所组成，用来指出 中期和长期阶段内 影响价格稳定的风险因素。经济分析支柱基于来自基础和财政部门的一组广泛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指数（工资、进口价格、利率和汇率等）。它为对于 短期到中期阶段内的 价格发展的评估提供基础。

这两种支柱方法组成了对于来自短期经济分析与那些来自长期货币分析的指数进行反复核对的框架，以便得出对于影响价格稳定的风险因素的一个坚实的观点。

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优良的新凯恩斯主义法的标准模型中，货币对于货币政策分析的作用受到了挑战；不需要用货币来进行核对，货币分析增添不了价值并且是多余的。我并认为这些看法是对的。单单依靠习惯的通货膨胀预测和经济分析无法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提供足够的基础。因为这些决策不能忽略长期的发展，所以通货膨胀预测的时间范围常常只有一到两年，超出这个范围就变得十分不确定了。

此外，因为货币政策常常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被执行，欧洲央行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经济状况常常是不确定的。在启动阶段的数据情况非常糟糕。像产量缺口在新凯恩斯主义推荐货币政策使用的指数中扮演着中心角色，这样一些无法观测的指数，大家都知道是很难被实时预测的。在那个阶段要对欧盟区域内的产量缺口作出预测尤其令人怀疑，因为来自不同的国际机构的数据相互差别非常大，并且后来作了很大的修正。而到底哪一个模型提供了对于经济活动最合理的计算也不清楚，尤其在这个货币联盟是由经济上参差不齐的国家组成的情况下。这些又因为市场、投资者和消费者对于欧元取代各自国家的货币将作何反应的战略上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加复杂。

在这个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下，并不依赖于一个坚实的框架的货币政策的决策可能会被误导。这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政策错误的危险，从而对于名声这个任何一个中央银行最最重要的资产带来致命的打击。因此欧洲央行需要依靠能够提供的很少一些坚实的结果理论和经验。货币和价格发展长期阶段内的联系是最最坚实的经济关系之一。“通货膨胀总是并且在任何地方都是一个货币现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这一观点从未失去它的有效性。而谁又能否认货币政策一定是与货币有关的呢？当然，货币分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它对于所有相关的经济解释都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新凯恩斯主义法对于中央银行的政策分析是有用的。但是把货币分析包含进货币政策战略中对于中央银行的决策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任何一家中央银行忽略来自货币的信息是件非常古怪的事情。许多研究也显示很少有哪个主要资产价格上涨的时期不是伴着，如果不是跟着的话，货币和/或信贷的强劲上升。

问题不是是否应该把货币分析包含进货币政策战略中，而是怎样调节来自货币和经济分析的结果以得出一个对于影响价格稳定的因素的综合和连贯的评估。在欧洲央行的战略中反复核对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

在一个低通货膨胀的世界里中央银行还有科研机构失去对“货币”的兴趣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人们只是希望世界不会再重新经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对货币的忽略而导致的高通货膨胀而付出的高昂学费。不管怎样，认为从几个世纪和无数国家收集来的所有这些证据对于现在和将来的状况已经失去任何意义了，如果不是太傲慢的话，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呢？没有一个清晰、发展得很好的金融部门的模型能被期待去对一个金融市场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角色的经济世界作出解释吗？依靠这些金融市场作为货币政策的转化机制的中央银行又怎么能依赖这些模型呢？

欧洲央行从未说过它的战略就是货币政策所面临的挑战的终极解决方案。但是，它已经认识到了把在一个很广泛的范围内的货币分析包含进其政策考虑因素的必要性。而这个政策足够灵活，在宽度和深度上把货币和经济分析都包容了进去。

两个支柱战略是对我们（依然）缺乏一个连贯并且坚实地包含了经济或基础部门以及货币因素的模型的事实的一个回应。只要我们还缺乏这样一种“一个支柱的方法”，那么就没有理由要欧洲央行改变其运作得很好、并且使它建立了一个令人瞩目的历程记录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