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

自 2006 年起，荷兰军队便作为北约的一部分，在阿富汗一处偏远而混乱的地区执行任务。他们不时与塔利班展开激战，在这支大约由 1800 名男兵和女兵组成的队伍中，已有二十一人魂断异国。

这支荷兰部队的任务，原本预定应在 2008 年由北约伙伴国的军队接手；但彼时没有哪个国家志愿出征，因此它的使命便延长两年。不过如今，该国联合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宣布，事情不能没完没了，荷兰军队必须撤回国内；而基督教民主党对此提议并不赞成，荷兰政府也因此垮台。

对仅仅出于政治原因、便需在阿富汗获得一切可能援助（哪怕是来自弱小盟友的援助）的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而言，这一问题颇为棘手。荷兰此举对于许多美国人（尤其是新保守主义信徒）来说，或许将会证实他们的怀疑：背信弃义的欧洲人在沉湎于物质享受的同时，却继续如孩童一般倚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这些人士指出：一旦事情变得困难，欧洲人便会打退堂鼓。

的确，对于大部分欧洲人而言，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已经洗去了战争的魅力（英国的情况稍有不同）。德国人在这一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对军事进攻毫无欲望可言，因此他们在阿富汗除了执行简单的警察任务之外、其余什么行动都不愿参与。伊珀尔、华沙或斯大林格勒的阴影仍萦绕于心头，而奥斯维辛和特雷布林卡的往事更是不堪回首，许多人认为铭记历史是一种好事。不过某些时候，即便是在德国，和平主义都并非一种对严重威胁的充分反应。

然而，和平主义无法真正解释荷兰此前的局势发展。荷兰人之所以对于在阿富汗坚持战斗一事心存警惕，其原因并非是二战所留下的创伤，而是源自于波斯尼亚一座名为斯雷布雷尼察的小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荷兰志愿出兵、以保护斯雷布雷尼察免受由拉特科·姆拉吉奇将军所率领的塞尔维亚军队之伤害。荷兰军队遵从联合国的规定，只携带了轻型武器，并且只能在自卫状态下作战。

尽管他们得到了空中支援的承诺，但这一诺言却从未兑现。荷兰人被扣为人质，并被威胁处死。之后，全世界目睹了这一幕的发生：不幸的荷兰人允许姆拉吉奇装备精良的塞族部队，将约八千名波斯尼亚穆斯林男子和少年屠杀。

当时，和平主义也与所发生的一切无关。恰恰相反，荷兰人之所以在没有得到联合国以及北约盟国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同意被派遣到极难应付的环境之中，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心态过于急切：荷兰人希望扮演起重要角色，为更大的国家所认真对待，并与大家伙们一道参与游戏；结果，荷兰人担起了背黑锅的责任。如今，荷兰军队已经在阿富汗尽到了责任，因此社会民主党人希望确保这一次不会重蹈覆辙。

英国即便面对公众的反对意见、却仍参与了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其重大原因之一也是这种挑战超越自身能力之任务的希望（以及对美国产生影响的想法）。托尼·布莱尔在聚光灯下感觉良好，虽然这种光芒只是来自于美国的反射。

不过，这并不仅仅是民族骄傲的表现；它还暴露出了战后西欧的基本状况。为了回报美国的保护，欧洲盟国往往倾向于与美国的安全政策保持一致；这正是北约自 1949 年起得以运行至今的原因之所在。当北约的所作所为符合原初设想之时，这种心态合情合理：该组织原本旨在抵御苏联人，并遏制德国人（后一种目的并未被高调指出）。

在苏联瓦解之后，北约突然发现自己失去了明确的目标（而德国人此时也无需继续被遏制）。动员民主国家的民众投身于军事行动，从来就非易事。日本人对美国海军的直接攻击，方才使得美国参与二次大战；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前南斯拉夫滑向严重暴力深渊之际，美、欧都不愿插手干预；当北约军队最终发起针对塞族的军事行动之时，已有二十万波斯尼亚穆斯林死于屠刀之下。

失去明确的共同敌人或目标的军事联盟，正变得几乎无法维持。目前，北约依旧为美国所主宰，而欧洲盟国仍然与美国保持着一致，哪怕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让联盟得以维持（它们也希望对现存唯一的超级大国施加影响）。这意味着尽管欧洲人参与了由美国所发起的军事冒险，但其中涉及到的国家利益或欧洲利益却很不清晰。

人们很难想象，这样一种局面怎么能长久维持下去。除非得到了公民的坚定支持，否则人们无法要求民主国家令其士兵冒生命危险。欧洲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为自身的防务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这才是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

这种转变不能在纯粹的国家层面上完成，因为没有哪个欧洲国家足够强大。然而，若没有欧洲政府，人们也无法制定出共同的防务政策，更别说组建共同军队了。这正如欧元区所遭遇的问题一样：只有政治上的统一方能解决问题，但大部分欧洲人却依然不愿迈出这一步。

因此，我们正陷于一种令人不满的现状之中：北约正在寻觅其合适的角色定位，美国人愈加难以担负起世界警察的重任，而欧洲人却在苦苦寻找界定其共同利益的方式。这一冷战期间打造出的联盟将日渐脆弱，因为无论欧洲拥有怎样的利益，这些利益都不太可能在这场似乎永无止尽的对抗塔利班之战中获得最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