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谷——一位朋友最近问了一个似乎很天真的问题：“什么是货币？我怎么知道该不该相信它是否真抵得上票面价值？”我们在经济学导论中学到过货币是交换的介质。但我们为什么接受这种说法？纸币充其量不过是上面标有数字的纸张而已。

我们相信纸币，因为政府说100是100，而不是10或50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决定信任政府。因此，货币的本质就是信任，缺少了这种信任社会就将陷入瘫痪的境地。

正如我们因为信任领袖的判断而遵从他们的命令去作战和献身一样，我们也把自己的前途和财富托付给了花旗集团、高盛和其他此类银行的经营者，理由是我们相信它们的领导者能公平地对待员工和客户，并能在自身的商业行为中遵从诚实守信的原则。我们从小到大都不希望与无赖和骗子为伍。

一旦这种信任被打破，就会出现问题。货币不再具有公信力。领导者成为被轻视的对象，甚至比这更低。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津巴布韦每年的通货膨胀已经令人无法想象（如果不是无法表达）地超过了500千万亿。1千万亿相当于1000个万亿。而就在1年以前，通货膨胀还“只有”100,000%。这就是信任消失所导致的恶果。

幸运的是，津巴布韦不能真正影响到世界的稳定。但20世纪40年代的魏玛共和国和中国却可以。它们一个选择了希特勒、另一个选择了毛泽东来重新恢复信任。这里面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是否看到美国和英国的信任正在遭受侵蚀？

第一个警示现象于2001年浮出水面，当时安然公司在美国宣布破产。其虚假帐目居然得到了安达信公司的认证。现在，由普华永道公司审计的印度公司萨蒂扬被爆失踪了数十亿美元现金。如果我们连最好的审计师都不能相信，我们又怎么能继续信任那些持证会计师呢？

证券评级机构针对财务状况有问题的公司发布了误导性的评级结果。我们今后还能再信任比如穆迪公司发布的3A评级吗？

从佛罗伦萨人发明这个行当起，银行从14世纪就开始用我们的钱作为安全储备基金。苏格兰皇家银行成立于1727年，当时自由主义哲学家亚当·斯密还不过是一个4岁的孩子。拜收购了充斥着有毒资产的高估值银行的无能领导所赐，这家银行在那个时候刚刚成为一家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

如果不是公共援助计划，花旗公司、美国银行、高盛、美林和其他“杰出企业”的代表本来都应该破产倒闭。但几十年来我们却一直认为管理那些公司的人比我们聪明得多。

我们怀着对罗伯特·鲁宾、约翰·塞恩和亨利·保尔森等领导人物的崇敬之情长大。鲁宾曾任职美国财政部长和高盛主席，花旗集团在他的管理下倒闭，而他却把1亿5千万美元的奖金装进自己的口袋里。他的如此“业绩”真的应该嘉奖吗？就在这个礼拜，陷入技术破产的花旗集团高管们要为自己购买一架新的价值5000亿美元的法国豪华喷气飞机，直到这种做法被白宫制止。

塞恩也曾担任高盛总裁一职，即使在他被迫把公司卖给美国银行以避免破产的命运之后，他还帮助自己及其美林员工拿到了价值40亿美元的奖励。他在美林陷入解体的时候仍被爆耗费120万美元装修自己的新办公室，以致于美国银行不得不将其开除，以安抚华尔街失控的权利文化所引发的愈演愈烈的反感情绪。

卸任财长保尔森也曾经在高盛供职，他在救援计划中留下的漏洞足以通过一辆卡车。那个漏洞允许他以前在华尔街的同事和密友可以在为自己发放十亿美元奖金的同时，用纳税人的钱维持公司继续运营下去。

这些人上过的大学——鲁宾的哈佛和耶鲁、塞恩的麻省理工和哈佛、保尔森的达特茅斯和哈佛——一直以来都扮演着吸引世界顶尖青年的磁石角色。我们其他人相信这些大学能赋予学生洞察力和智慧，还有我们希望能多多益善的个性特色。

也许全世界的家长应该重新审视自己对这些“名牌”大学的迷恋，他们拼命督促子女，就好像常春藤名校学位本身就是追求的终极目标。现在我们知道华尔街巨头们从来就并非真的那样聪明，而且肯定也不恪守道德，因为他们在唯一一次真正的考验中集体不合格。他们领导的所有公司都陷于倒闭，只能依靠那些永远也不可能在华尔街找到高级工作或进入哈佛上学的人们的钱来挽救。

不过这些华尔街骄子在某个方面的确聪明过人：他们成功地卷走了财富，而让我们其他人收拾留下来烂摊子。来自纽约贫民区、毕业于二流大学的伯纳德·马多夫将被关进监狱，但没有一个拥有华尔街一流血统的巨头会走上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