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当世界各国领袖，学者和记者们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时，他们往往把它们当作不同的问题进行讨论。其实，在当今世界，金融和外交危机往往有着紧密的联系。当我们试图解决金融危机的时候，往往对解决外交关系中的危机问题提供有趣的思路。

如今，有关外交事务的危机不仅仅是阿富汗或是伊拉克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受到冲突的困扰，他们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就是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问题。其中约有半数的国家由于军事冲突而导致一些人类悲剧和大规模的难民出现。甚而有之，国内的混乱局面往往是恐怖分子，毒品和人口贩子，海盗及其他非法犯罪行为滋生的温床。另外一半左右的国家虽然维持着和平的局面，但国内大多数人的生活来源还是外国的援助——在全球金融危机时刻，这些都是不稳定的因素。

这两类危机都给人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数以千计的家庭在战争中失去亲人。很多人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了工作，生计，资产，养老金和梦想。在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政府财政恶化，赤字累累。因此，援助国家的纳税人迫切想知道他们的钱，不论是放在国外还是国内，安全性是第一重要的因素——这也是他们理所应当的要求。

这两类危机有着明显的关联性。世界原油的价格从2003年的每桶35美元上涨到2007年的每桶140美元，伊拉克战争是油价的上涨的部分原因。由此对商业和消费者产生压力。从而引发全球食品价格的攀升。随着价格上涨，压力加大，很多房贷人士丧失了还贷能力。最终，美国的次级房贷将全球带入了一场金融危机。

对于决策者来说，应对当前的这两种危机需要“不寻常的手段”。短期的紧急政策目的是解决高失业率，帮助失去房贷的无家可归者，破产人士以及遭受饥饿，疾病和其他遭受困难的人群。紧急和人道主义的政策可以在短期刺激消费，但同时也会导致投资行为的减少，通货膨胀的增加以及对长期的经济形势悲观等现象的出现。因此，这样的政策应该尽快地放弃。

为了解决这两类危机，我们需要有效的经济重建，创造工作机会。为了金融机构的重组，对于那些在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的发达国家，例如美英等国来说，他们应该通过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广清洁能源科技项目以及提高健康医疗教育的水平等方面加大投入，为民用和商用项目提供经济救助。

在阿富汗伊拉克的重建项目中，我们应该不仅仅包括服务和基础设施的重建，更具有挑战性的是，如何在宏观经济环境的创新，法律法规的制定等方面制定规范。以便有效的决策机制的形成。为了避免冲突再次发生和对外援的依赖，国际社会援助的重点应该放在对小型企业的救助，帮助不同领域的创业公司，创造出一个有活力的经济，让人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过着有体面的生活。

这两种危机虽然有相似之处，也有些本质的不同。经济危机一般限于国家和国际层面来讨论。而对于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来说，应该是军事和安全问题的范畴，以及如何有效地开展战后重建的问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知道7000亿美元对银行的重组计划以及7870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但很少人意识到花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上的费用高达1万亿美元。很多人误以为之所以如此高的支出，主要是重建的花费过于昂贵。其实只有6%的费用是花在重建和其他救援方案中。其它都是美国国防部的年度预算，近些年，美国每年的国防预算已经达到5000亿到6500亿美元之间。

世界领导人应该认识到，在2006年战后的伊拉克和2001年塔利班被推翻之后，美国应该加大重建的投入，实施综合平衡的战略，制定出适当的政策来保障合法的就业。这样一来，庞大的军费开支完全可以避免。

正当世界各国的领袖们讨论如何解决金融危机时刻，他们应该把眼光放的长远一些，讨论更为广泛的一些话题，例如把阿富汗，伊拉克和其他饱受战乱国家等纳入他们考虑的范围之内，关心那些国家人们的和平进程。国际社会应该意识到，军事安全和维持和平行动的成本很高，如果没有全新的，创造性和综合的战略来统一规划，世界经济的重建也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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