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马德里——世界经济危机已经成了20国集团（G20）最为迅速有效的催化剂。前三个G20国家首脑会议——华盛顿，伦敦和匹兹堡会议——都因推动了多边主义和全球合作而被人们铭记。但在最近的多伦多峰会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我们，在推动进步方面G20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也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2008年的华盛顿G20峰会是各方领导人在集团于1997年成立后的首次聚会。G8已经无法继续承担全球经济治理的重任，因为稳定金融市场的必要性已经延伸到了全球范围。如果想对危机做出集体反应的话，就必须听取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意见。随着危机进一步恶化，2009年的伦敦峰会通过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并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更加强大也更为完善的金融规管和监察框架。有鉴于G20所取得的上述成功，匹兹堡峰会最终确立了峰会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的作用。

这种承认使人们对G20的期望大增，并赋予其应有的地位：这是唯一一个世界强国和新兴国家能平等对话的论坛。前提很明确：由于危机的影响比从前都更为显著，各国之间的互相依存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况且也没有另外一条道路可供选择。但即便如此，在6月多伦多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却如此含糊其辞，令所有与会领导人心里都不是滋味。

引发各国之间分歧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大西洋两岸对如何重新实现稳定增长有不同意见。美国希望继续实施经济刺激计划，而欧盟则希望巩固财政。另一个分歧则是关于银行税率方面。美国，欧盟和日本都希望推动实施，而新兴国家以及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持反对意见。

当协议最终达成之时（计划在2013年实现预算赤字减半，2016年稳定所有主权债务），共识却没有运行在正确的方向上。这不是刺激计划和赤字之争，因为两者都有存在的必要。尽管各方都理解每项协议条款的内在涵义，但依然缺乏足够的共同基础来继续细化这个协议。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银行税率的透明度，可信度和监管问题上。我深知这是个棘手的问题，但全世界领导人都必须着手推动改革——而不是去依靠市场的力量。

此外，一个一直延续的习惯必须改变。很显然，在G20峰会之前召开G8峰会——正如今年在加拿大那样——其实就是一个维护小团体的举动，但这是不可持续的。G20的角色必须变得更加重要，因为新兴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份额——预计将在2030年达到60%——正不断增大，以及这类21世纪挑战的本质也是全球化的。因此我们若想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取得进展，那么就必须在金融危机以及其他事务（比如核不扩散）上携手合作。

问题是，尽管多边主义已经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因为一个全球领导角色的缺失，单边主义依然可能复辟。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许多重要的事务上，比如中东问题，阿富汗干涉战略以及拯救美国经济。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欧盟身上，比如最近欧元保卫战以及应对外围国家的经济问题。

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却继续奉行单边主义并与其他国家合纵连横。如果我们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制裁问题上缺乏共识，自然也是不利于促进G20内部的协同合作的。

为此，峰会必须精心准备并提供一个讨论当今重大全球事务的平台。条理清晰，定义明确且周密妥当的政策建议将带来更能被各方所接纳的成果。但跟做出决策同样重要的，则是如何完美地阐述这些决策。G20峰会不是一个能随便召开的会议，它是一个全球盛会，尤其是在这个危机造成了许多苦难的时期，因此必须向公众清楚阐述会议的决策内容，避免出现任何误解。民众的困扰必须由这种方式得到缓解，但多伦多峰会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世界依然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时期，而G20峰会的走向也尚未明确。如今最重要的挑战则是继续使用“20国框架”去建立全球治理架构。虽然金融风暴稍微缓和，但威胁依然存在。因此需要许多工作去彻底消灭这场危机。即便各国的增长速度不尽相同，全球战略依然是是首要任务。

国家之间互相依存的程度正不断提高，而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全球化本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各国必须通力合作，减少分歧并深化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克服的，就是那种将我们引向旧思维——和旧联盟——的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