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布里奇——尽管乔治·W·布什已经开始认识到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但他的政府却在长达8年的时间内没有采取任何措施。2008年美国大选以后，这种情况可能发生改变。两位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都承诺以更严肃的态度对待气候变化问题。

二氧化碳是一种在大气中积聚的温室气体，也是造成气温升高的主要原因，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各式各样正常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而且，由于二氧化碳排放属于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不经济”范畴——也就是排放者本人并不承担由排放造成的全部损失——因此排放者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问题上表现得并不积极。

吸烟是一个类似的例子：由吸烟所造成的日益增长的医疗成本必须部分由非吸烟者来承担。但排放问题和吸烟问题又不一样，那就是吸烟问题可以通过税收和法规来加以控制，但超量排放二氧化碳却没有全球政府来加以管制，而各国政府都更愿意让其它国家来采取补救措施。不仅如此，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甚至可能从西伯利亚变暖中牟得经济利益，因此它与孟加拉这样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动机，孟加拉是个穷国，很可能会被随全球变暖而来的海平面上升所淹没。

有些科学家预测气候变化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包括带来与气候相关的自然灾害、干旱和饥荒，从而造成生命财产的巨额损失。今后30年时间内气温升高1.6到2.8摄氏度将使海平面升高半米。

这还属于保守的估计，如果因北极冰雪的反射率降低和融化的永久冻土释放二氧化碳和沼气导致全球变暖的速度加快，那么海平面升高可能淹没低洼的海岛，进而威胁到整个民族的生计。与此同时，非洲和中亚地区会更加缺水，而频繁的旱灾将导致粮食产量降低。

气候变化带来的外部冲击将直接影响到发达经济体。如果上涨的海平面淹没了马尔代夫群岛，那么气候变化将具有像核炸弹一样的破坏力，而且即使对美国和欧洲来讲，佛罗里达或荷兰所遭受的损失也可能同样不容小觑。

可是如此这般的外来冲击可能进一步拉大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进一步强化向适应力较强、受影响较小的富裕国家大规模移民的动机。不仅如此，气候变化可能会使贫困国家的弱小政府受到压力，可能进一步扩大失败国家的数量，成为国际冲突的间接源泉。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7年提出达尔富尔冲突“以生态危机的形式开始，气候变化部分地导致了这场危机。”

人类活动的这种直接和间接效果虽然不像恐怖主义那样心存恶意，但却为拓展我们的安全观、实施新政策提供了依据。

降低碳排放从而缓解全球变暖有两种基本方式。技术创新和提高能源效率拥有巨大的潜力。举例来讲，碳吸存技术可以在地下地理构造和深海中实现碳的收集和存储，这样，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数量就大大降低。

可是光有技术创新恐怕还远远不够。经济激励和阻碍是另外一种基本工具。所谓的排放贸易体系通过分配可以交易的排放额度来实现碳排放控制。有人提议收取碳排放税，以降低对化石燃料的消费。

并非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的方式。2007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经济体。但中国指出，如果按照人均标准，美国的碳排放量是中国的5倍之多。中国、印度和其它国家认为，富裕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绝大多数的现有问题，而且只有等发展中国家达到发达国家的排放总量时再进行减排才是唯一公平的方式。但这种做法会带来全球灾难。影响世界气候的是碳排放总量，与排放者是谁没有关系。   

中国70%的商业能源供应依靠煤炭，而煤炭约占美国能源总量的三分之一，这种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尤其密集。据估计，目前中国每周建成两座新的燃煤电厂。

煤炭在中国储量很大，而且价格便宜，这对中国争夺能源资源，保持能源密集型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炮弹、子弹和传统安全禁运都不起作用的情况下，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安全危机？

国际能源机构（于1973年石油危机后创立，目的是为工业化国家提供政策建议）发表的2007年报告敦促采取合作的方式帮助中国和印度提高能源效率。换句话讲，为了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确保自身国家安全，美国和其它富裕国家可能需要与中国、印度和其它国家结成伙伴关系，来研究和发展创造性的理念、技术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