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

在7月的会议上，欧洲议会批准了世界上最严格的银行高管奖金限制，目的是遏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的倾向。

新规则规定，银行高管奖金的现金支付比例必须在30%以下，奖金的40%至60%必须至少延迟3年支付，奖金的50%必须投资于“应急资本”（contingent capital，一种当金融企业出现危机时可以转换为股本的新式债券）。新规则最具新意之处是这些限制不但适用于金融机构的CEO，也适用于所有高层经理（“高层经理”的定义由各国自行决定）。

对私人合约进行如此大规模干涉政策的理由是，高管奖金具有系统性影响——银行业的高薪酬只对成功进行奖励，而缺少对失败的惩罚。如果银行经理捅了篓子，无非是一走了之，换个东家，就能逃避惩罚。于是，银行高管在风险极高的情况下仍然敢于承担风险。这一被扭曲的薪酬体系被认为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问题在于，这一逻辑的关键环节缺乏证据支持。许多研究都试图将银行业高管的薪酬机制和风险承担行为联系起来，但从未获得过成功。走得最远的不过是发现了薪酬较高的高官往往承担较高风险的现象，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确。高杠杆机构的高管理应获得更高报酬，因为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研究只局限于级别最高的5为高管，因为只有这5人的薪酬情况是公开数据。不幸的是，由于缺乏进一步的公开数据，对于层次较低的银行高管，其奖金对依表现付酬机制的敏感性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目前还无法建立。

在这方面，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FCIC）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该机构拥有传唤权，能够搜集并分析所需的数据。希望12月FCIC报告公布之后我们能够回答这一问题。

如果因果关系是存在的，那么欧洲的做法可谓设计得颇为合理，但仍有一处明显漏洞。说其设计合理，是因为它并未干涉薪酬水平（这正是许多人的要求），而是限定了薪酬的成分。它规定，某年的奖金不但要延迟3年支付，而且奖金本身包含着风险。如果公司在这3年内表现不佳，高管就会丢掉部分甚至全部累积奖金。这虽然不能离完全消除高管的风险承担激励，但至少有所减弱。

明显的漏洞在于这些限制可以被轻松绕过，新规则仅仅针对奖金，但银行依然保有工资和奖金之间的划分权。目前，银行管理层的奖金一般在每年年初发放，数目多少视去年个人表现而定。只要将基于去年个人表现的奖金当作今年的工资发放，即可绕过薪酬限制规定。而工资每年都可以重新谈判，并且可以全部以现金方式发放。于是，所有的薪酬限制规定都成了一纸空文。如果没有政府的直接干预，这一问题就永无解决之日。

然而，对于大型金融机构而言，用纳税人的钱来豪赌的激励不仅管理层有，而且现在已蔓延到债权人身上——这些人实际上有政府作保。由于不必担心无法获得信用，银行股东无法抵制过度借贷的诱惑。只限制管理层激励薪酬而不改变股东的激励只能令股东更加热衷于公司事务，采用其他方法增加风险承担水平。

如果问题的根源在于 “太大而不能倒”所导致的道德风险，那么解决方案就不应该是限制薪酬，而是通过在银行债务风险增加时迫使股东增发股本或放弃股权来消除道德风险。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和我在最新的论文中指出，这是轻而易举之事，只要监管者每逢金融机构债券的信用违约互换价格高企时便实行干预即可。

如果我们意欲在资本要求改革的基础上实施薪酬干预（而不是用后者代替前者），最有效率的做法是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所实施的税改：对所有超过一定限额的非股票奖金征收特别税。该税有两大积极影响：它能促使银行改变资本结构从而削减过高的财务杠杆；同时又将更多的管理层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捆在了一起。

既然解决方案是如此简单，为何没有一个民选部门将其付诸实践呢？我担心政客只是摆个姿态，显示自己对银行家颇为强硬，而没有动力去真正解决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