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伦敦——每个人都知道希腊即将出现自身外债违约。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把这件事打理得光鲜靓丽，好让所有人都不知道希腊其实已经开始违约了。

在这个问题上充斥着各种专家方案——其中包括债券回购，债券交换以及创设欧元债券（一种欧洲版本的“布雷迪”债券，由在1980年代发生债务违约的拉丁美洲国家发行，得名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尼古拉斯·布雷迪），而所有这些方案都是想用新债填旧债的方式试图突破希腊无力偿还债务的死循环，并尽量减少借贷者（主要是欧洲各大银行）的损失。

每周我们都会看到那个由欧洲银行家和财政部长组成的小滑稽团从一个国家的首都跑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讨论究竟采取哪种债务违约/重建方案。与此同时希腊的痛苦依旧持续，而“市场”则等着看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好戏。

不太精通金融的人往往难以深刻理解这场围绕着债券的斗争。但这场斗争背后的两个道德观则相对容易让人理解。

第一个就是传统上对债务的排斥。个人金融的最古老信条就是避免负债——就是永远不要花得比挣的多。经济学家和道德家们都一致相信你应当量入为出——以便“存”钱未雨绸缪或者养老。

负债一直都跟挥霍无度或者不负责任联系在一起。如果一个人借了债，那么就必须在债务到期时通过变卖资产，减少消费或者努力工作等方式偿还，因为这事关个人荣誉。事实上这个问题往往会超出荣誉的范畴，因为无法偿还的负债者将被投入监狱。

而同样的道德观也适用于机构债务。银行产生于金银匠人的实践之中，人们只需要支付一笔小钱就能把金银安全寄存在他们那里。而当这些人演变成借贷机构时，最早的规章就是要保证有100%的现金储备，以便在大多数客户同时决定取出存款时不至于无款可付。

同样，在19世纪引入有限责任这个概念之前，一家公司的股东或者合伙人都必须为这家公司的所有债务负责，而这也严重限制了企业借贷来进行贸易的积极性。

对于公共财政也是如此，正统思想认为预算应该保持平衡；除非发生紧急事件，否则政府不能支出超过其税收“收入”的数额。同样政府偿还债务也是一个“尊严”问题，不管国家经济因此遭到了多大损害也一定要偿还。直到最近，普遍的观点依旧认为一个“成熟”的主权国家必须能承担起自己的负债，只有那些经济单一，政局混乱的“香蕉共和国”才会欠债不还。

但这类历史遗留下来的规范和实践也逐渐被缓慢取代。但在20世纪，随着安全局势进一步稳定以及经济的持续发展，个人，企业和政府基于预期收入的借贷变得越来越平常——所谓预期收入支出，就是消费那些还没到自己手里，但预计会到自己手里的钱。

虽然依旧害怕遭遇挤提和烂帐，但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依然逐渐下调，并借此逐渐扩大其贷款能力。在此基础上崛起了一个由债券市场和银行组成的庞然大物，不但降低了金融成本，还有助于加速经济增长的速度。

而正是这个在2008年几乎崩溃的金融中介系统使许多人重新认识到了关于借贷风险的古老信条。经济学家卡梅隆·莱因哈特和肯尼思·罗格夫在他们全面回顾经济危机的著作中写到：“一次又一次，国家、银行，个人和企业都在年景好的时候过度负债，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债务在无法避免的危机降临时所带来的风险。”

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个与上述道德观相对立的理念，认为虽然过度负债固然不对，但真正应该被谴责的其实不是借债者，而是放债者。在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中，波洛尼厄斯就曾告诫他人“别放债，莫借债”。放债收利息的行为被等同于“高利贷”或者通过钱来赚钱而不从事其他生产和服务——这种区分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看来钱是毫无意义的物品。在中世纪欧洲，放债者是人们最为憎恨的角色。

最后一个禁止有息贷款的法律限制直到19世纪才得以放宽，因为人们开始认同放债其实是一种服务的经济观点，而放债者有权去收取市场可以承受的利息。但那种“高利贷有罪”理论依然存在，因为人们认为利用借款者的弱势谈判地位或者迫切需要而榨取额外收益的行为是不道德的。

这两种道德观在当今这场关于债权的斗争中冲突不断。债务偿还的需求遭遇了放弃债权的哲学观。在放贷者看来，希腊政府为其10年期国债支付的17%利率完全体现了自己购买这些债务时所承担的风险。这也是希腊人为过去挥霍无度所付出的代价。但借贷人却将此视为高利贷行为——就是乘借贷人绝望之际狠宰一刀。

而明智的折衷方式则是一方面同意减免一部分希腊超额债务，另一方面则在备忘录中加上将利息支付延后五年的条款。此举将迅速缓解希腊所面对的预算压力，也为其政府提供了足够的时间和激励因素去重整国家经济。

但在长期看来，我们必须对欧元区一连串债务危机所引发的问题作出回应：如今借款人所遭受的末日审判般的苦痛，相对于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所创造的社会价值来说究竟是亏了，还是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