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

既然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正在消散,是时候来反思我们的错误并且保证不再犯了。除了在监管方面需要提升外，还需要阻止对那些为了追逐利润而不计风险的行为的奖励，并且在债券发行方和评级机构之间建立“长城”隔离墙，我们需要发现是什么原因使得此次危机如此难以预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我们共有的全球性监管者，许多人认为它没能成功预见此次危机是因为其职能分散或者监管的焦点发生了偏差。对此我并不同意。问题的关键在于IMF不具备了解其所面对的证据的能力。

2006年6月当IMF讨论对于美国经济的年度回顾时，我正供职于IMF董事会。官员们注意到了美国抵押信贷市场变得宽松的贷款标准，但是认为”借款人面临着大量抵押贷款增加的风险，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人，而且主要集中于高收入人群，他们明白这其中伴生的风险。

几个月之后，2006年9月，就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前10个月，IMF旗下的主要出版物之一，“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报告”发布，称“成熟金融市场的主要金融机构状况良好，仍然保持着盈利性和良好的资本结构。”此外，“许多国家的金融部门”被认为“在应对经济周期波动风险和进一步的市场回调方面准备充分。“

IMF的雷达只是在2007年4月灵光一现，实际上那时候问题已经差不多开始暴露出来，但没能使人感到其中的急迫性。很明显IMF对于美国经济的监视已然失效，同样对于多个金融市场也没能发挥作用。无可否认，IMF不是唯一一家没能通过观察到激发危机的潜在因素而监管失败的机构，但这也不是什么安慰的接口。

在金融危机之前，IMF最知名的作用-向收支不平衡的国家贷款-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许多新兴市场如今更偏向于积累外汇储备来实现自保，而非向IMF贷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原因促使IMF将自身的焦点转向了监管角色。因此，在寻找IMF监管失败的原因时，我们可以将职能分散这个原因排除，因为还有更多重要的因素。

IMF通常认为问题的来源还是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但是这一次危机的爆发地离它的办公室只有几英里之遥。也许正因为发生在IMF鼻子底下，所以才没有被IMF察觉。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将引出两个问题。首先，IMF的管理结构是否适合于行使其对于主要股东的监督权？其次，是否是因为戴着有色眼镜而使得IMF没能意识到，不加以监管可能造成难以想象的可怕后果？

很难想像拥有着高素质并且专注于工作的职员的IMF，会在监测并唤起人们对于美国抵押信贷市场脆弱点堆积的方面犯下如此大错，而且这种事情还曾经在发展中国家发生过。但是IMF内的权利分配还是遵从着作为贷款人的模式结构。当一个国家往资金池放入更多的资金，它在IMF获得的权利也就越大。

我就是对于IMF实行配额构成的方式不满的人之一，但我也必须承认，对于一家贷款机构而言，按照出资额获得相应的投票权是一种相对适合的治理结构。但是在监管其自身成员方面-尤其是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它的本国政策将对全球体系产生系统性的影响-这并不是一种合适的管理架构。

这种“以钱换权”的治理构架间接得削弱了IMF监督其最重要成员的经济状况的能力（这让其政策顺从于其义务）。而且就像我已经数次见证过的，即使IMF职员足够耿直得指出最具有势力的成员的经济问题，这个成员也会利用他的影响力来降低董事会公报带来的指责

让我们来考虑第二个问题-IMF是否因为采取了一种对于危机爆发原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心态而监管失效？早在2005年8月，IMF经济顾问（首席经济学家）拉格汉姆·拉詹在当时就警告过美国金融市场的脆弱性。拉詹看出了一些潜在危险因素的发生，指出竞争力量正把金融市场推向数次遭遇流动性不足的境地，并且向投资者隐瞒风险从而表现得比对手更好。

也许揭示得最深刻的是，尽管拉詹很乐观得指出，自由化已经使得新公司进入市场的围栏被拆除，并且鼓励了在产品，机构，市场和司法监管等多方面的竞争。换一句话说，他明确表态正是监管创造了“人为的障碍”，并且“司法监管方面的竞争”，-在各监管者之间展开的-是很受欢迎的。

如此的信念很自然得进入那些乐于看见市场在没有监管时表现得更好的人，而拉詹的陈述也成为了当时IMF信条的最佳阐释。而正是这种信念在市场自我监管能力方面的无尽扩张才使得它成为了IMF失败的根源，没能发现本应该发现的东西。

如今在IMF有推动变革的新信号，但这也不足以打消我们的疑虑。就像政治经济学家弗莱德·布洛克曾经说的“社会总是在对于市场自我监管的全面实验中衰退。”不幸的是，这也使得自我监管成为一种难以驱散的理念，因为它的祭司总是声称这种失败并非来源于神学理论的失败，而是来源于缺乏普遍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