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罗那——央行行长和监管者总是担心，金融部门竞争过度会增加不稳定性，产生系统失灵风险。另一方面，竞争当局则认为竞争越多越好。但这两种观点都不正确。

在竞争和稳定之间存在权衡。事实上，更大的竞争压力可能会增加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脆弱性，令投资者更易陷入恐慌。竞争也可能会削弱机构许可证的价值。

利润率低、负债少的银行属于光脚的不怕穿鞋的那一类，它们会倾向于赌博——在存款保险和“太大而不能倒”的政策下，这一倾向愈加明显。结果是银行有了更多的承担风险的激励。事实上，对于自由体系中濒临倒闭的银行而言，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根本无法抵制。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金融体系自由化（始于美国）之后频发严重危机的原因。新出现的脆弱性与二战之后过度监管时期的稳定性形成了鲜明对比。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由所谓的“储贷银行”引起）以及90年代在日本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爆发的危机表明，没有合适监管的金融自由化会导致不稳定。

在理想世界中，竞争-稳定权衡可以通过监管解决，如成熟的基于风险的保险机制、可信的清算和解散程序、或有可转债，以及包含系统制度费用的资本要求。问题在于，监管不可能消除所有的市场失灵：竞争-稳定权衡只能被改善，无法被消除。

比如，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CB）的初衷是将零售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隔离，将它们放入银行控股公司两个资本互不干涉的部门中去。这是一种妥协，其目的是在允许银行业务存在一定规模经济的情况下使银行倚仗公共保险进行豪赌的激励最小化。

但如何设置细节成了一场噩梦，即使是在最乐观的情景中，竞争-稳定权衡问题也无法消除。这一措施的一大短处是危机对全业务银行和专业化银行都产生了冲击这一事实。此外，如何定义零售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的分野留下了十分重要的灰色地带，造成了负面激励。

此外，监管边界问题依然存在：冒险行为可能被转移到监管较松的领域，形成影子银行系统，让问题死灰复燃——这正是当前危机的写照。结果，当投资银行业务造成了系统性风险时，人们就不得不出手救助。

2008年金融危机所暴露出来的监管大面积失灵表明，人们应该专注于能为银行提供正确激励的改革。但是，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监管的局限性。英国ICB正确地指出，从当前软弱无能的监管框架看，竞争和稳定的都具有改善空间，但要将市场力量从银行业中完全剔除是很不明智的。

最优监管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不同银行细分部门的竞争的激烈程度。比如，资本费用应该体现银行部门的摩擦和竞争，竞争性越强的部门，资本要求应该收得越紧。

其次，银行业的审慎监管和竞争政策必须相互协调。这一点在危机情景中极为重要，此时应该实施合作协议，以规定如何从资本重组中获得流动性援助，以及如何设置重组条件从而避免竞争性扭曲。

这些措施对市场结构会产生什么影响？界定清晰的存贷款市场的集中度与竞争压力有关。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银行倾向于向客户提供苛刻的条件。最近的危机既影响了集中银行体系（比如英国和荷兰），也影响了非集中银行体系（如美国和德国）。不管集中与否，银行体系都出现了整合现象，银行数量减少了，生存下来的银行市场实力增强了，也变得愈加“太大而不能倒”了。劳埃德TSB集团（Lloyds TSB）收购HBOS（苏格兰哈利法克斯银行）案以及美国的几起危机后整合案便是明证。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只要合并后的机构的市场实力只不过是对过去审慎行为的暂时性奖赏。在这种情形下，兼并者获得的好处会随着新竞争者进入银行领域而消失。但如果银行的市场实力的上升是由于准入壁垒产生的，那么消费者和投资者就要蒙受损失了。

我们需要积极的竞争政策。但当局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进银行业的竞争，关键取决于监管框架。我们必须修复并强化监管框架，与此同时也要牢记，简单地要求银行业竞争压力最大化已不再可行，也不再可取，试图完全消除不稳定性亦然。